七一,这是一个好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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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阿 竹 【嘉 宾】 汤 涛 华东师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校报主编 孙 伟 网站负责人 吴颖嫣 网站编辑 陈 鑫 文员 徐 琳 私营业主 张 斌 《解放日报》记者 主持人的话 日历翻到7月1日,这个日子是红色的。86年前一个伟大的政党在这一天诞生。10年前,香港在这一天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这是一个好日子! 今天,参与我们谈话的都是年轻人,有“80后”党员,有党报的青年记者,有高校的老师,还有年轻的母亲。他们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份子。在这场对话里,没有高深的理论,有的只是最朴素最真诚的感悟。 “80后”党员 入党是件特别光荣的事 主持人:孙伟是一家设计类门户网站的上海地区负责人。他们在上海的办公室目前一共有4个人,3个是党员。其中孙伟年纪最大,是1980年的,年纪最小的吴颖嫣是1985年出生的,半个月前才拿了毕业证书。孙伟,你们招人的时候是特意优先考虑党员的吗? 孙伟:这是赶巧了。不过,也可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 主持人:还记得自己当年入党时的情形吗? 孙伟:我是在苏州读中专的时候入党的,到现在有7年党龄了。宣誓那会儿特别激动,跟着老师宣读的,读得蛮有气势的。 吴颖嫣:我那会儿读那段誓词时,最后说宣誓人吴颖嫣,然后在从主席台上走下来的一刹那,觉得人感觉都不一样了。现在很少有机会体会那种庄严的氛围了。 孙伟:我们那时候要入党很不容易的,觉得能够入党是特别光荣的事情。 吴颖嫣:我也有同感。从我写入党申请书的那天起,家里面所有的亲戚都百分百地支持我。还帮我找各种学习资料。在大人们眼里,入党是好学生才有份的事。 主持人:入党以后感觉自己有什么不同吗? 吴颖嫣:党员在大家眼里是先进的代表,所以平时在学校里,自己的一举一动是需要当心的。要是有什么行为不得体了,别人会说,呦,这个人还党员呢! 孙伟:入党以后会过组织生活。在过组织生活时,就有机会和学校的党员老师在一起,听他们对一些国内外的大事发表他们的见解,有些思考都是我们自己想不到的,感觉能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 吴颖嫣:刚开始上党课手上拿着学校发下来的纪念笔记本,觉得特别光荣。现在,在某些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些优越感。不过我更多时候还是觉得,党员在平时和一般人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在一些比较棘手,或者麻烦的事情上就应该“挺身而出”。 主持人:你干过哪些带头的事情呢? 吴颖嫣:比如说献血。那时候,班上没有人报名,只有党员和班干部在报名,后来很多同学看到有人报了,加上阅读了部分资料后,觉得献血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就有人报名了。和平年代,没有做刘胡兰、董存瑞等革命烈士的机会,献血可能是唯一的一件带一些光荣色彩的事情吧。 主持人:孙伟,你记得自己献了多少次血吗? 孙伟:不记得了。我第一次献血是18岁,还没入党呢。后来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献血。我一般都是去流动采血车上献血,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事情。 年轻妈妈 让孩子从“七一”开始了解历史 主持人:徐琳和陈鑫是两位年轻的妈妈。你们的孩子都在上幼儿园。“七一”到了,会给孩子讲讲这个日子的来历吗? 陈鑫:我觉得应该要给孩子讲讲关于“七一”的概念。虽然女儿媛媛还不到4岁,很多东西只能讲得很浅。我们会告诉她7月1日是党的生日。10月1日是新中国的生日。会让她对这些节日有个概念。现在孩子们对一些洋节日都知道特别快。这些中国人自己的节日,更应该让他们从小就知道。 主持人:孩子对党的概念是怎样理解的呢? 陈鑫:媛媛对党的印象大多来自于歌曲,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小红花》,歌里有“党爱我,我爱党,我们从小就听党的话,党的关怀像太阳……我就是党的一朵小红花”这几句。 徐琳:我们会在电视里放一些革命题材的老电影时,陪慧慧一起看,她对解放军有概念,知道解放军叔叔是好人。我的外婆是老党员了,家里挂着毛主席像,慧慧去她那里玩的时候,会看着毛主席像问很多问题,外婆就会给她讲一些革命故事。镰刀加锤头组成的党旗慧慧也认识。 主持人:在和平年代,给孩子讲这些过去的故事,你觉得意义何在? 徐琳:一方面是让孩子从小了解过去的日子里,有那么多人是这么艰苦地生活着,要孩子不能忘本。另一方面,我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让孩子了解中国近代史。我相信,了解历史对孩子以后的分析判断能力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陈鑫:我的孩子还很小,等孩子再长大一点,就可以更详细地向她解释党的性质和由来了。这样的教育,可以帮助孩子分辨善恶好坏。 高校教师 大学生入党值得鼓励 主持人:汤涛是华东师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同时,还是校报主编。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情形? 汤涛: 我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写的入党申请书,在班上我已算是晚打报告的人。我是92级思政班,该专业设置是为国家培养政工干部的。我们班28个人全部是全国各地的免试保送生,进校的时候,班上就有好几个学生党员,由于专业的特点和示范作用,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写入党申请。 主持人:在你平时工作中会接触到许多大学生,当代大学生的入党动机是功利多一些还是信仰多一些?你觉得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和当年的你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汤涛:当前,在高校大学生中形成了争相入党的热潮,大学生积极要求入党的动机则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化。我们做过调研,成材型动机、情感型动机占绝大多数,但也有些功利型或者是被动型动机的。和我当年入党动机相比,应当没有太大的不同。我认为,对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来说,就是有某些功利,也是个人的进步,这种个人的进步追求会在他将来的人生道路上逐渐融合到事业的进步追求和国家的进步事业当中去,这是一个终生奋斗的过程。大学生要求入党我认为是件好事,虽然还比较幼稚,不太成熟,甚至带有个人的一些想法,但都应该鼓励。 主持人:有没有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学生党员? 汤涛:由于长期从事学校的宣传工作,我碰到很多优秀的学生党员。无论是在专业学习上还是在志愿者服务上,表现都非常突出。 譬如,我认识的一位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大三学生,他叫潘逸峰,是个大城市的学生。他听说上海市造血干细胞库血液样本短缺,马上提议团支部组织一次骨髓捐献活动。在他的鼓动下,全年级近三分之一的同学参加了捐献。当他接到上海市红十字会的电话,一名北京17岁女患者的白细胞一类配型和他相符,问他是否愿意做二类配型,他毫不犹豫答应了。这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对另外年轻的生命许诺。现在都说“80后”是没有信仰的一代,从他的身上,我看到新一代“80后”学生党员的信仰光芒。 主持人:今年“七一”有没有策划组织一些特别的活动? 汤涛:每年的“七一”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节日。除了组织党员瞻仰“一大”会址,参观“8·13”淞沪抗战纪念馆,主要还是结合本职工作策划活动。今年主要是围绕学校建设“党员之家”活动,对各院系的“党员之家”做出突出成绩的党支部进行专题报道和宣传,在学校营造一种“以党建促学科,以学科促发展”的氛围。 党报记者 “党的生日”会因落笔时的真情而温馨 主持人:张斌是《解放日报》的记者,接受采访的时候,正忙着为赴香港采访“七一”做准备。在党报工作,对于“七一”这样的日子一定是特别有感触的了,能不能给我们说说? 张斌:对于很多人来说,党是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我最近采访的两个人,让这个概念在我面前具象起来。两周前我去了江西,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我采访了一位副馆长。她曾做了18年的讲解员。她告诉我,在最初的日子里,她很明白艰苦奋斗这样的字眼是和崇高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它们总好像很遥远。在随后的岁月里,她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这段历史脉络上从将军到无名士兵的许多感人事迹。这段历史,仿佛一棵大树,展开了枝桠,在她心里丰满起来。于是,虽然她还是说着一样的讲解词,但是,她自己被这些内容感动了。她问我,如果我的讲解能够打动自己,并且,曾经站在我对面听的那个人也被我打动过,那么为什么下一个人不能被打动? 在党报工作,我们的报道中常会出现“和谐”、“执政为民”这样的字眼,有人觉得它们很官话。我想,党报记者应该时常反省,自己是否在写稿时加入了情感。如果写的人是非常真诚的,那么,当这些文字被人看到时,总会有一颗心与你一样被打动。 主持人:很多时候,做事情的态度决定了事情的结果。 张斌:从南昌回来后,我采访了上海某医院急诊科主任。他不是那种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你会觉得这个医生在看病时也许会说一些很冲的话。但是,谈到医患关系时,他很认真地说:“我的母亲对我说过,要把每个来看病的人都当作她来对待。” 这位主任对我说,满口“你好”“请坐”未必是个真正的好医生,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帮到你的病人。他说,自己有时候说话也许看着不文雅,但是那些话是他反复揣摩过的,他知道,在什么样的时候说什么样的话,对病人最有用。 主持人:这位医生真实在! 张斌:作为党报的记者,我们平时会接触大量弱势群体。当你怀着真心去倾听他们的故事时,他们马上可以感觉得到。我想,我们除了要写日常报道外,还承担着那么一些社会责任——那个曾经与你面对面接触过的被采访者,在那一刻是感受到自己被人理解的。 “党的生日”,这四个字,应该是充满温情的,柔软的。如果一名党报的记者在采写报道时没有自己的感情,那这四个字马上会变得很硬。 结束语 从小我们就在歌里把党比作母亲。就像我们不那么习惯对自己的母亲说“我爱你”,对党表达自己的情感,也会让自己觉得有点矫情。那就不说吧,把那句话,埋在心里,变成种子,发芽开花,将累累的硕果,奉献给我们最亲的党和妈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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