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孝峰

　　当今外地人来上海，找旅馆住宿当然不在话下。高档的带几颗星的宾馆、中档的饭店、一般的招待所，还有锦江连锁、汽车旅馆、个体旅社，甚至还有交钥匙的家居式公寓旅舍，一句话，有得侬挑了。而且动身前一只电话一张传真，或者互联网上揿一下鼠标就可搞定。而过去则不然。

　　大家住“日本旅馆”

　　由于工作关系，我从年轻到退休的30多年时间里，经常要到上海出差，每年少则五六趟，最多的一年来了13趟。回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上海找旅馆住宿的往事，还真有点不堪回首的感觉。

　　记得上世纪60年代，上海许多稍微上档次的饭店宾馆都是对内的，是专门接待各归口人员的，讲究级别，要介绍信七转八转才能入住。当时我在温州味精厂工作，是工厂里的小八腊子，来去又频繁，所以只能找那些一般旅馆或小招待所住宿。每次一到上海，我就一家一家地寻，有得住就蛮好了。事实上，一些小旅馆也都有许多长包客人，所以找到住宿并非易事，而在上海市区的黄浦区则更难。

　　有一次，我和老厂长等4人从老北站下车出来，天才刚刚黑，但一直寻到快夜里9点还没有找到旅馆。天又下着雷阵雨，我们只好在大世界附近一个小旅馆门口躲躲雨。这时账台上的爷叔看我们身上都淋湿了，很同情地说：“都这个时候了，肯定是找不到旅馆了，这里还有个小阁楼，给你们4床被头，你们打地铺好吗？”无奈之下也只好如此了。好在阁楼地板倒清爽，还有一只小窗洞可以透气，只是人要稍微弯腰低头才可站立。于是我们白天出去办事，晚上回来脱了鞋就钻进阁楼歇息。老厂长幽默地说：“这次大家住日本旅馆，睡榻榻米。”

　　有时还有更尴尬的，若实在找不到旅馆，只好住到浴室里去。记得有一次我“下榻”在湖北路一个浴室，等晚上快10点钟浴客走光后，才能进去睡在躺椅上过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要请你走人，因为浴室白天还要营业的。还有一次是住在延安路附近的一个浴室，刚好是从北方长途到上海，一身肮脏，进去后就痛痛快快汏浴。大浴池里只有几个人，不花一分钱，倒也实惠。我的一位同事，还有过在理发店住宿的经历。那次两张活动钢丝床已有两位早到的客人睡了，他只能像刮胡子那样躺在理发椅上，两只脚荡在那里一夜不能落实。

　　遇熟人“雪中送炭”

　　找旅馆如此难，不得不想点办法。有一回我住在山东路上一个小旅馆，是一个石库门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很安静也干净，是个理想落脚点。账台上负责的黄师傅40多岁。那时正是“文革”最狂热的辰光，老黄热衷于“请”“红太阳”像章，我就把别在身上的像章奉上，回到温州又弄了十多个当时最热门的品种寄给他，因此联络了感情。投桃报李，以后我再来上海，或者先来封信，或者一到上海就直奔山东路，老黄总是想办法把我安排下来，实在无床位就先在他的值班室过一夜，对我照顾得算是周到极了。

　　记得一个初夏的凌晨，我送人上北站赶火车，回来时天刚刚亮。当我走到河南路延安东路转角上，看到一个温州熟人正疲惫地靠在栏杆上。他是我过去单位的领导，是个很厚道的党政干部。一问之下，才知他因胃病久治不愈，这次由妻子陪伴转诊到上海求医。昨晚他们到沪后先在亲戚家落脚，但亲戚家母女两人也只有一个房间，于是妻子在那里拼铺，他只好出来找旅馆。但找到深夜也没有找到，只好在马路上兜圈子。他一个病人一夜未睡，脸色都灰白了。我赶紧带他到旅馆里求黄师傅帮忙。老黄把大房间窗边的方桌子搬掉，临时给他加了一张铺，总算把他安顿下来。后来他在上海治愈了顽疾，几年前碰到，他还感谢我的那次“雪中送炭”。

　　温州客缘聚“国光”

　　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候有了新规定，住旅馆不能自己直接找了，要凭介绍信到专门的旅馆业服务站去排队分配，凭服务站开出的2小时内有效的单子再到旅馆报到入住。黄浦区旅馆业服务站在贵州路，是一个只有百来平方米的大厅，一两百人排队就会排到门口去。那时候温州交通闭塞，温州人外出各地，先要乘客运轮船到上海，温州人调侃说是只有“死（水）路一条”（温州话里水与死两字同音）。轮船一天或隔天一班，船一到公平路码头，1000多人一窝蜂轰出来，一歇歇许多老面孔又在贵州路服务站轧来轧去了。夏天汗臭弥漫，冬天则在冷风中哆嗦。服务站虽然有三四个分配窗口，但一天只分配三次，分别是上午8点、中午12点与晚上8点。这一轮分光了，小窗洞一关，你只好排着等下一轮。我就有在寒冬腊月排过夜的经历。若一个人出差，背着行李挤在队伍里饿肚皮，上厕所要跑到隔壁马路的弄堂里，实在是苦头吃足。

　　“文革”结束前的那一两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这时所谓的“温州盲流”很多，大都被认为有“资本主义投机倒把”的嫌疑。因此服务站又另有规定，持一般介绍信的温州人都集中分配住宿到九江路的国光旅社。这是一座三层楼的挺破旧的房子，里边像鸽棚一样拥挤，大都是五六个人以上的大统铺房间，有的还是双层格子铺。此处的管理抓得很紧，楼梯口就坐了一位戴红袖套的阿姨，警惕的眼光不断扫描着出入的温州旅客。

　　一个地区的旅客要集中住宿，这在全国也是很稀奇的。我有一个铁哥们，是30多年来的挚好朋友，就是在国光旅社同房间认识的。他是崇明人，温州邮电局的总工，回家探亲或出差经过上海，因持的是温州单位介绍信，所以只能享受“国光级”的待遇。多年来，我们节假日相聚，酒酣耳热之际，还常会“为缘聚国光旅社再干一杯”。

　　在国光旅社住了近2年，后来一位上海亲戚来看我，看里边实在太嘈杂了，说想办法给我改善一下。他在中百十店工作，中百十店有个招待所，是专门接待全国各地到公司来的购销人员的。招待所就在商场楼上，由西边的大门出入。我的亲戚向主管的科长说情，承诺由他负担保责任，于是给我开了一个后门，让我住进了中百十店招待所。听说此处解放前是有名的大东饭店，硬件确实是一流的，照现在的标准，起码是三星的标房，楼上下来就是上海乃至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地方。如此一步登天，我因此备受那些“老国光”刮目相看，纷纷来探询我有何秘笈。又有2年的光景，我的亲戚调到另一单位去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去麻烦他，于是我又重返“老国光”。

　　派专人进驻上海

　　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旅馆还不是很好找的。有一次因一个引进设备项目，港商嫌去温州交通不方便，约定在上海洽谈。我们急匆匆赶到上海，找来找去临时只能在四川北路一家饭店住下。那晚在港商住的华侨饭店谈到12点多钟，才把协议定下来，回来时电车末班车时间已过，轿车（那时还不叫“打的”）也叫不着，只能从人民公园门口一直走到四川北路，足足走了一个钟头。而那个时候我们单位里来上海出差的人员越来越多，采购、调运、参观学习、开会交流、商务洽谈、项目协作与经沪中转等等，有一个月我就到上海某设计院去了3趟。大家往往都为找旅馆浪费许多时间。此时我们单位正好调入一个在乡镇企业已拼搏多年的供销员，这个同志交际能力很强，单位就让他来上海安营扎寨，要他专门解决去上海的住宿问题。好在不久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各行各业冲破固有的条条框框，市场经济如春潮涌动，上海的旅馆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处处破“门”而出了，我们这些外地的“老上海”再也不用为此而烦心。于是，再到上海出差，找个旅馆就很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