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 张黎明 宋宁华

　　北京西便门一处老式公房，沿着楼梯拾级而上，就到了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的住所。

　　“伯伯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想起和他一起生活的日子，好像昨天。”客厅里，一抬头正对着的是周恩来总理的大照片，双眼炯炯有神，剑眉微蹙，仿佛仍在为共和国忧心思虑。

　　周秉德的卧室里，相框里镶嵌的都是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的照片。她的心头，更时时有他们的影子。

　　伯伯临走说：“过几天你看报纸吧……”

　　周秉德今年70岁，精神矍铄，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为记者来访，她早就亲手准备好了茶水，十分随和。

　　“伯父在家排行老七，所以我称呼周总理为‘伯伯’，称邓颖超为‘七妈’。”周秉德说。对于和总理有关的采访，她一般都谢绝，“因为伯父和七妈生前最不喜欢亲朋打他们的牌子，宣扬和他们的关系。”但记者反复劝说，和总理共度的日子不但是她个人的宝贵人生经历，她接受到的言传身教更是全民族的精神财富，应该说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缅怀、继承总理的品质和修养。周秉德这才应允。

　　采访从80年前的南昌起义说起。“南昌起义在我出生前10年发生，我不可能有什么直接的记忆。但从七妈那里，我听到过当年风云的片段讲述，又看了一些有关的回忆文章，感到惊心动魄。”

　　“南昌起义前夕，伯伯整理了几件随身衣物，只对七妈说自己要出去几天。‘过几天你看报纸吧，如果成功就成功，不成功我可能就回不来了。’他语气十分平静。”周秉德说，周恩来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不能说的一概不说，哪怕是对自己最信任的亲人。

　　“是伯父提出要举行南昌起义，并担任了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真是了不起！”说到周恩来的军事才能，周秉德连讲了几个“了不起”。以后，无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还是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伯伯和七妈把“一辈子的遗憾”深埋心里

　　“为了革命，伯伯和七妈抛头颅洒热血从不犹豫，但他们的一生也有一大遗憾，虽然他们几乎从来不提，只是把这个遗憾深深埋在心里。”周秉德说，“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伯伯和七妈志同道合、相濡以沫，几乎从来不起争执，但有一次，伯父却对着七妈大发雷霆。”

　　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喜结连理。近一年后，邓颖超第一次怀孕了。那时正是艰难时期，邓颖超觉得并不是生育孩子的合适时机，担心影响革命工作，没有告诉丈夫就流了产。“没想到平时儒雅的伯伯知道后大发脾气，责怪七妈怎能不经过他同意，就作这样的决定？为什么要把培育革命下一代和干革命对立起来呢？”

　　看到丈夫如此激动，邓颖超才意识到自己的轻率。所以，当她第二次怀孕后，十分当心地保胎，给腹中的婴儿尽可能多一些营养。可临产时，由于胎儿长得太大，3天3夜也生不下来。那时的医疗技术不先进，没法剖腹产，德国医院的医生只能用产钳把孩子夹出来，却把孩子的头夹坏了，就此夭折。这时候，“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发生，一片白色恐怖，组织上派人到医院通知邓颖超尽快转移。

　　“医生护士早就看出七妈不是普通人，而且为人很好。即使手术失败，她强忍着丧子之痛，对他们没有一句责备。所以当七妈请求帮助转移时，他们马上答应，先把她藏到医院后院。她刚刚被转移出病房，军阀就来搜查了，侥幸逃过一劫。”

　　此地不宜久留，在医生帮助下，邓颖超在军警眼皮底下打扮成护士出走，后乘船经香港到上海。她没出月子就一路提心吊胆奔波，得不到休息，累得连黄水都吐出来了。后来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一个坏消息：因为产期劳累过度，她无法再生育了。“这成了伯伯和七妈一辈子的遗憾！那时候七妈才23岁。”周秉德说到这里，无限惋惜。

　　我12岁住进中南海背后有一段故事

　　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周恩来忍住内心悲痛，把一腔热情投入到革命工作中，把关爱给了更多的“孩子”。他多次代表组织想方设法四处寻找革命烈士的遗孤，把他们安排到安全的地方，给予生活关怀和培养教育，有的还被送到苏联留学。

　　“伯伯虽然总在忙碌，但不忘关心我们这些小辈的日常生活。”1949年，周秉德12岁那年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不少人好奇地问我，住进中南海一定很幸福很激动吧？”

　　周秉德说，这表面看起来的“美事”背后有一段故事。1949年，她的父亲从华北革命大学毕业，重新参加工作，被分配到钢铁工业局。“伯伯知道此事，特地给弟弟的领导‘打招呼’：一定要给他职位尽量低，工资尽量少，因为他是我的弟弟。”周秉德的父亲由此当了仓库管理科长。

　　在那个年代，一切待遇都是按照工种、级别定的，因为级别低，分配的房子十分狭小，一家6口人根本没法住在一起。“于是，伯伯让我和大弟弟大妹妹搬到西花厅居住，3个孩子一间房，并不宽敞。”

　　伯伯给我说他年轻时候的择偶标准

　　住在了中南海，周秉德并没有太多机会见到伯伯，“他实在太忙了！但我有什么事，他总是记在心里，而且给我关键性的指导。”

　　1952年，周秉德初中毕业前，面临长大后的职业选择。那时候，她看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被女主人公瓦尔瓦娜感动，觉得当一名乡村小学老师十分神圣，想不考高中，报名上师范学校。

　　她的想法遭到母亲的反对，认为她不该放弃升学的机会，应该继续读完高中，将来再当老师不迟。她又和伯伯、七妈说，他们认为周秉德的想法很好，“党和国家的需要就该是第一志愿。”在他们的鼓励下，周秉德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小学，实现了当乡村女教师的梦想。

　　对于侄女的终身大事，周恩来也一直挂在心里。“在我谈恋爱初期，伯伯对我说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择偶标准。”由此，周秉德知道了为什么潇洒英俊的伯伯，当年要热烈追求长相并不出众的七妈，虽然他也有过漂亮的女友，但发现人生理想不同便断然放弃了。在他看来，选择终身伴侣，首要标准应是志同道合、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的战友。周秉德由此体会到，爱情除了甜美外，还应有更深更丰富的内涵。

　　27岁那年，周秉德和沈钧儒的长孙沈人骅结合，“伯伯十分高兴，一回头，指着客厅东厅暖气架上的大镜框说，‘秉德，把这张照片拿去，算伯伯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吧！’”周秉德喜出望外，这是邓颖超在庐山拍的一张风景照：含鄱口青山之巅，飘动的白云间若隐若现两个翘角凉亭……因为抓拍到位，画面十分有神。周总理特别喜欢，特地请人放大配上镜框。

　　从此，无论周秉德搬过多少次家，这张照片一直悬挂在她的床头，至今她的卧室里仍是挂着伯伯送的结婚礼物。

　　“我一个人喝风比那么多群众喝风好”

　　去年是周总理去世30周年。9月，周秉德和弟弟妹妹们接到邢台日报社邀请，到邢台参加报庆。“我们都去了，因为那里是伯伯去过的地方。1966年邢台大地震，伯伯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看望受苦的老百姓。”

　　周秉德看到，时隔40多年，邢台的老百姓仍以各种方式纪念着总理。在总理当初讲话的地方，搭建了凉亭，每年都举办纪念活动，所以连孩子也知道总理曾经将关怀送到这里。

　　当年的老支书包着白头巾，说起总理很动情，手指着凉亭讲：“总理就是在这里对我们说话的。大地震后，乡亲们都很绝望，觉得没法活下去了，有的人已经打算收拾包裹、背井离家要饭去了。没想到才没过几天，总理就乘直升飞机来了。不但带来救灾的帐篷、食品，还给乡亲们吃了‘定心丸’，动员大家自力更生、安心生产、重建家园。”老支书清楚地记得，那天天寒风大，总理讲话时看到群众正对着风口，立即走到群众背后说话，让大伙儿换个方向，背对风口，有干部劝阻，总理马上拒绝，“我一个人喝风比那么多群众喝风好”。“这就是咱们的总理，心里总揣着咱百姓的好总理！”老支书激动地说。

　　“伯伯离开这么多年，仍有那么多人为他悲痛、为他惋惜。他留下遗嘱，死后将骨灰撒进大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生时鞠躬尽瘁，奉献完转身就走！”说到这里，周秉德红了眼眶。

　　这时，记者体会到了周秉德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另一层原因，对关心呵护她的伯伯，对全国人民敬仰的好总理，每回忆一次，于她都是煎熬和折磨！我们就此结束了采访，并祝福她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