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致词的原件可以进博物馆了

　　2006年5月24日，一场题为“当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民营企业海外融资上市峰会”在香港隆重开幕。本次论坛旨在提供一个良机，让香港金融界与内地民营企业家直接对话，为内地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融资上市渠道。主礼嘉宾在当天上午的开幕式上有一篇致词，内容很扎实，比如2006年，如果以市值来计，香港的股票市场已经在世界排名第八、亚洲第二；目前内地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了340家，总市值已经占到了香港股票市场总值的42％……我想要这篇发言的文字稿，编入新闻，想来可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于是就向会务人员要求复印一下致词的全文。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把我叫到了会外，说：“长江小姐，不必复印了，主礼嘉宾就让我把这份原件交给您。”我接了原件，连说谢谢，然后折返会场，复又坐到桌前。然而展开来一看，可不得了，脑袋里立刻滚来了一声闷雷，同时还好像响起了类似交响乐的悲壮演奏——好家伙，这篇致词的原件以后简直可以进博物馆：繁体中文，2号仿宋体，每一个字大得都能赛过拇指盖儿，每个“拇指盖儿”的头上还都标着汉语拼音，而且每个拼音的上方还加注了“平、扬、上、去”的不同调名。最惊人的，开篇首页，有一行中括号，里面用中文繁体写着这样的“提示”：“在朗读本文时须变调的词语，按变调注音。”

　　我一页页地翻着这份致词，脑袋里一任“闷雷”和“交响乐”滚来滚去——难怪，刚才我听到那位主礼嘉宾在台上讲普通话，怎么觉得那么慢、那么费劲啊，原来他手里的稿子有这么多的“机关”!想来主礼嘉宾不是刚刚起步学习普通话，就是年龄过大（至少年过花甲），怎么学也进展不快。然而，香港六七十岁了的老人干吗还要费劲地学习普通话？还要在几百人的论坛上专门用“国语”来发言？这种事儿如果发生在内地，六七十岁的老人，你让他再学一门外语或者再学习一种方言，有几个会接受？

　　在我的眼前，近几年，香港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出租汽车司机、店铺售货员，甚至包括街头的小商小贩，很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大家“学普”的积极性一浪高过一浪。其他的人不说，就说曾荫权，三年来我可是眼见着这位“特首大人”把个普通话“学”得突飞猛进、成效显著。

　　从客观的角度来评价，作为特首，曾荫权上台时普通话说得可不如他的前任董建华，因为我听他讲过白话或者英语，整个人理直气壮、发挥自如、亦庄亦谐；可是换了普通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普通话立刻就泯灭了这位最高行政长官的智慧与个性魅力，而是从旁观察，总觉得他正在学习或者正处于“实习”阶段。

　　2005年7月5日，为了《CEPA》签署三周年，曾荫权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记得那天我们在礼宾府豪华气派的西式会客厅里坐下，我和他的沙发摆放成了一个“八”字，特首的手里捏着一沓子黄纸片，在我提问时总会忙里偷闲地看上两三眼。开始，我还以为这些纸片上记着的一定是他要回答问题的重点，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判断不成立。因为那场采访，我所提出的问题，对特首来说简直太容易了，手拿把掐，张嘴就来，他根本用不着刻意准备，更用不着提前草拟什么发言稿。哦，突然我明白了，那一沓子小黄纸，可能另有他用，上面没准记载了一些特殊的语音提示，只有特首自己明白，其作用只是在帮助特首用普通话漂亮地完成这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访问。

　　当然那一次我的“哦”也可能有误，因为毕竟我没有看到小黄纸上究竟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但是这个判断很快又被强化。时隔不久，8月9日，我又走进了礼宾府，跟团拍摄北京一个代表团前来拜见曾荫权，感谢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在台风“派比安”期间成功地搭救了内地的91名遇险船员，为此事特别转达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真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