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态度早已经和从前不同了

　　曾荫权那天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即兴发言很简短也很家常，可是他的手里又捏上了一张纸，还是在宾主寒暄的空隙忍不住总要往纸上看一眼，这一下我基本可以肯定，那张纸和先前的那一沓子“黄纸片”可能是同一样东西了。

　　曾荫权的普通话由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尽管他是怎么学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心里明白，他怎么学，正像我怎么学，谁都不可能把普通话、粤语说得和自己的母语一样地道。比如在接受采访时他讲道：“希望有一天香港能够成为与纽约、伦敦三足鼎立的亚洲金融中心，由于时差的关系，北美的纽约和欧洲的伦敦都还处在夜晚，香港的银行、股市却正好开门营业……”他掌握不好普通话里的“开门”，如果不是用在祈使句里，根本用不着加儿音，而他却把个“开门”说成了“开门儿”，当时听得我就差点喷笑。但是事后想想人家特首的勤奋与执著，他坐在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的位子上，日理万机不说，面对社会各界、各党派团体以及国际舆论的重重压力，轻松的日子就一天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过花甲的男人（已经62岁），还能如此认真地学习普通话，其心其意，难道不值得我这个内地人对他挑一挑大拇指，在香港人的学习精神面前甘拜下风？

　　如果我客观，如果我够胆，香港人对大陆客10年前的称呼就不能不提。

　　10年前，香港人对大陆客的称呼其中使用频率颇高的要算“阿灿”和“表叔”。其中“阿灿”，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一部电影里，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傻乎乎、特能吃、经常出洋相的“大陆仔”，香港人这样明里暗里地看待内地客，不管怎么说都透着一种轻视与鄙夷；而“表叔”，让人想到《红灯记》里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这里面的讽刺甚至调侃就更加意味深长……

　　1993年，我到韩国采访后回京第一次途经香港，很想停下来开开眼，买点东西。结果我如愿了，但同时也受到了莫大的刺激。因为那一次，我一个穷记者，竟然敢走进一家金店，迎客的店员开始误把我当成日本人或者台湾人了，赶紧向我拥来，先把我拉到柜台前，让我在一拉溜小圆座儿前坐下，天热，还特别端来一杯“王老吉”凉茶让我先“慢慢饮”——妈呀，当时我被感动得发誓回北京一定要写篇文章，认真地赞美一下香港的顾客至上，还以为自己真的在香港做了一回“上帝”。可是这家金店的店员后来一口咬定我是日本人，我就不高兴，说我不是日本人,“I’am Chinese”，立刻，这位店员的脸就变了，头一转，走到了一边，再也不理睬我。

　　然而10年后我再来到香港，以CCTV记者的身份在这里常驻，领了香港居民身份证，学会了几句粤语，有时，特别是溜达到大街上，自己俨然也是一个香港人。香港的店员现在对内地人态度早已经和从前不同了，现在内地的很多“阿灿”和“表叔”，如果他们再来香港，大小商铺，店员不仅不会再行歧视，相反，很多人的脸上还会挂着对待衣食父母般的殷勤。

　　2006年新年过后，我习惯地走进跑马地一家小什杂店买菊花，泡普洱茶。那家小店我过去不止一次光顾，10元钱一包的菊花也是已经买过了好几回。可是那天小店里的菊花不知怎么突然涨价了，10元钱一包变成了13元，这是怎么回事呢？跑马地作为香港的“高尚住宅区”本来东西就比其他地方的要贵，我是因为考虑时间成本，才宁肯多花几块而不去跑远路。于是就问老板：“头先你们的菊花不是10元一包吗？”老板的脸有我平时熟悉的友善，此时却多了一抹无奈：“没办法啦，这些菊花都是从你们内地运来的，现在内地发达啦，人民币不断升值，我不加价，亏本啦！”

　　回家的路上，我兜里的硬币少了，心里却莫名地漾出来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什么？高兴，为什么高兴？小店的老板肯定不理解，我自己也没想得太深刻，只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嗓子眼儿就涌来小曲儿，哼哼唧唧地很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