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家徐懋庸因给鲁迅写了一封不够尊重的信，受到鲁迅的公开回击，并与他绝交。这件25岁时发生的事给徐懋庸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此事后来成为历史包袱，使他的人生笼罩在了沉重的阴影里。本文选自《上海滩》2007年第6期。

　　鲁迅的忘年交

　　徐懋庸曾经说过，鲁迅的著作“流芳百世”，我的名字将夹在他的著作中“遗臭万年”。

　　然而最初他们的关系还是“香”的，而且非同一般。徐懋庸原名徐茂荣，笔名回春，1911年1月15日生于浙江上虞下管镇。他自幼聪明好学，天赋过人。15岁参加进步的青年组织，并在《上虞声》杂志发表文章；16岁参加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从事革命活动；17岁因“四·一二”政变遭到通缉，后在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完成学业。23岁时便以犀利而独特的杂文步入上海文坛，成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撰稿人之一，他的名字和鲁迅、瞿秋白、唐弢等大家交替出现，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受到鲁迅的器重。鲁迅和徐懋庸开始通信交往，两年时间竟有43封之多，成了“忘年交”。鲁迅比徐懋庸年长30岁，他关心这位年轻作家的工作和生活，在写给徐懋庸的一封信中说：“我和先生见面过多次，至少已经是一个熟人，所以我想进一句忠告：不要去做编辑，不要跳下这泥塘去。”他鼓励徐懋庸坚守杂文这块阵地，并为他出版的杂文集《打杂集》亲自作序，给予高度评价。他们经常在内山书店附近的咖啡馆会面，一面谈论写作，一面喝咖啡吃点心，钱都是鲁迅付的。

　　徐懋庸也很崇拜鲁迅，上小学时便读过《阿Q正传》《呐喊》等著作；来上海后他经常模仿鲁迅的笔法，因而他们文章的风格很相似。据徐懋庸后来在《我经历的文坛往事》一书中说，1934年1月6日，《自由谈》副刊编辑部召集鲁迅、郁达夫、林语堂、徐懋庸等十余位名家撰稿者聚餐，席间林语堂对鲁迅说：“周先生又用了新的笔名了吧？”鲁迅反问道；“何以见得？”林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鲁迅哈哈大笑起来，指着徐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

　　除了对徐懋庸写作上的欣赏和器重，鲁迅还十分关切他的生活问题，问他有几个孩子，专门去商店买了两斤高级糖果让他带去；知道他消化不良，又到药房买了一瓶蓖麻子油，说“服这个泻一泻就好了，没有副作用的”；甚至徐懋庸两口子闹矛盾的时候，妻子往往说：“我要写信到鲁迅先生那里告你一状。”可见他们之间的交情。

　　冒失的一封信

　　加入“左联”后，他们的关系又进了一层，许多事情徐懋庸都要向担任左联常委（一说委员长）的鲁迅请教。1934年秋，徐懋庸也被选入左联常委会，任宣传部长，次年任行政书记。1935年底，“左联”常驻苏联代表萧三根据王明的意见给“左联”写信，要求解散“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派徐懋庸找鲁迅谈，鲁迅不赞成，同时主张若一定要解散的话就要发一个宣言，否则被国民党以为我们禁不住压迫，自行“溃散”了。周扬答应可以发一宣言，但结果却不了了之。于是鲁迅认为徐懋庸是周扬的人，是来“摆布”自己的，对他失去了信任。鲁迅本来与周扬等人就有矛盾，徐懋庸夹在中间成了“替罪羊”和“出气筒”。鲁迅和他的关系开始疏远。

　　早在1929年创造社、太阳社曾就“革命文学”与鲁迅发生争论时，徐懋庸是完全站在鲁迅一边的；可是后来“左联”时期的“两个口号”之争时，情况就不一样了。1936年6月，周扬发表讲话和文章《关于国防文学》，提出“国防应当成为除汉奸以外的所有作家作品的中心主题”，鲁迅不同意这个观点，当即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于是争论开始了。

　　论战双方一边是“左联”旗手鲁迅，一边是实际领导者周扬。按徐懋庸的话说，他正“陷入一个没顶的泥塘”，而“在这个严重的关头，我经过反复考虑，在当时的论战中决定站在周扬的方面”。这是徐懋庸在回忆录中说的，他认为关于路线政策问题，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是的。他总得相信周扬的话，所以他觉得应当站在周扬这一边。

　　这项抉择使他与鲁迅的关系急速逆转。1936年 8月  1日，徐懋庸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冒失之处在于，他全然不把曾在多方面关照过他的恩师放在眼里，使用了带攻击性和刺激性的语言指责鲁迅。除了批评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提出错误的左翼口号来”是“危害联合战线”外，还说：“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不看事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

　　鲁迅一生所经受的各种论战可谓多矣，但他没想到这次竟是一个“忘年交”主动“打上门来”，而且还涉及到有关他政治立场的根本性问题。他难以沉默，并且感到愤怒。8月3日，重病中的鲁迅，用了3天时间口授、由冯雪峰代笔，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来回击和驳斥徐对他的诬陷，重申他对“两个口号”的看法。信中指出，对于这两个口号自己“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它们的并存“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分裂的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他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这篇文章连同徐懋庸8月1日给他的信，发表在8月份《作家》月刊第1卷第5期上。

　　徐懋庸认为鲁迅不应该公开私人通信，他觉得自己固然有错误，但鲁迅的批评又使他很委屈，有些事情有必要再解释一下，于是又写了一封公开信，叫做《还答鲁迅先生》。这封信发表前曾拿给周扬看过；周不同意发表，怕惹出更大的乱子；但徐懋庸一定要发表，就在《今代文学》刊物上登出来了。而这次鲁迅没有再予理会，仅在8月28日给好友杨霁云的信中说：“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