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联中的哀痛

　　令徐懋庸没有想到的是，他站在周扬一边指责鲁迅，然而周扬他们却并不领情。鲁迅答徐懋庸的文章发表后，周扬等人认为徐懋庸给他们惹了大祸，就开会批评他，说他写信是“个人行动”、“无组织无纪律”、“破坏了”他们“同鲁迅的团结”，而他们自己的干系却推卸得干干净净。这使徐懋庸很不服气，他据理力争，说：信虽然是我自己想起写的，可以说是“个人行动”，但其基本内容，不是你们经常向我灌了又灌的那一套吗？只不过是我把它捅了出去罢了。“左联”的解散，我本来是赞成鲁迅先生的反对意见的，你们硬要解散，而且不发表宣言，既然去年“左联”已经解散了，我今年写信还犯什么“组织”、什么“纪律”？你们与鲁迅的团结工作，这几年不是由我去做的吗？鲁迅文章里所揭露的事情，绝大部分是你们所干而我并不知道的，难道你们本来同鲁迅就很团结，而由我的信才破坏的吗？

　　事实上鲁迅这几年对周扬等人的某些做法很不满意，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够融洽，只不过没有公开表达意见的机会。所以鲁迅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多用的是“你们”、“他们”、“等辈”、“之流”这样的字眼，显然不是单指徐懋庸一个，甚至还直接点了周扬等人的名字。鲁迅只不过以徐信为靶子，喷射出积聚已久的怒火。但不管怎么说，鲁迅和徐懋庸的交情走到了尽头。其实早在三个月以前的5月2日，因“左联”解散的事闹出不愉快后，鲁迅在给徐的信中就已经说过：“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都从此结束了。”然而这一警告并没有引起徐懋庸的注意，他竟然又在8月 1日“打上门来也”。过了没几天又接着“打”了一次。徐懋庸对当时复杂局面的辨认不清和草率之举，显示出他的幼稚轻狂和不成熟。或许这也难怪，他那时只有25岁。

　　徐懋庸写信不但没有达到说服鲁迅的目的，反而造成两人绝交，他为自己一时的轻率后悔莫及。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当面把问题说清楚，得到鲁迅先生的谅解。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徐懋庸当天在电话中听到噩耗后，如同晴天霹雳，无法表达自己的悲痛。他写了一副挽联，曰：

　　敌乎友乎？余惟自问；

　　知我罪我， 公已无言。

　　这副挽联真实表达了徐懋庸复杂的思想感情。他只能通过“自问”来表示自己对鲁迅确非敌人，而是朋友，是被双方误解的朋友，“我在我和鲁迅先生的私人关系上所感觉到的哀痛，总算是寄托在这十六个字之中了。”

　　鲁迅先生的遗体在殡仪馆的时候，去瞻仰吊唁的人很多。徐懋庸考虑自己到底去不去呢？他左右为难。因为有人曾劝告最好不要去，说去了恐会受到群众的白眼和冲击；但如果不去，也会被认为自己和鲁迅是真正绝情了。最后他还是决定去了。他在先生遗体前站了一分钟，果然看到有人对他投来鄙视的目光。他心情复杂地参加了送葬的行列。

　　毛泽东的谅解

　　鲁迅的逝世使徐懋庸感到难以名状的痛苦，他为永远失去向恩师道歉的机会而悲怆；而他曾经支持过的一些人却又对他不冷不热，他感到上海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27岁的徐懋庸顶着强大的社会压力，怀着沉重的心情，只身一人从上海辗转武汉，赴山西、陕西，找到了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为他亲笔写了介绍信，徐懋庸毅然奔赴延安。他想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赞成党的事业、追求革命的人，也想通过火热的斗争释解心中的块垒。

　　1938年3月，徐懋庸到达延安。他知道毛泽东关心文化工作，很想向毛泽东汇报和倾诉自己的苦闷心情，5月中旬便写信请求接见。毛泽东第二天回了一信，答应过几天相约谈话。第三天又派秘书和培元、华明找徐交谈，大体了解了“左联”的情况。5月 23日下午，华明带领徐懋庸和毛泽东见了面。徐汇报了关于“左联”及解散情况，两个口号之争，给鲁迅写信和受到鲁迅公开驳斥的经过等。毛泽东听完徐懋庸一个半小时的汇报后，讲了如下几点意见：

　　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周扬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的谈话，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论争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

　　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很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愈争愈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理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毛泽东的谈话使徐懋庸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也得到莫大安慰和鼓舞。他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政教科长等职，他的才华被彭德怀看中，安排他到太行山区的文化界挂帅，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华北文化》主编。抗战胜利后，徐懋庸奉命到承德开办热河建国学院，并先后担任热辽联合大学校长、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政治委员等职。

　　临终前的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徐懋庸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及副校长、中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作为杂文家的徐懋庸仍然笔耕不辍，1956年11月开始以“回春”、“佛光”等为笔名在各种报刊发表杂文，到1957年8月时竟有了 100多篇。这些文章针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针砭，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徐懋庸还深谙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通英、法、日、俄等外国语，在翻译和理论著述方面也颇多建树。

　　但这些才华和成就在当时并不被认可，犀利的杂文也给他惹了祸。他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中被打入“另册”，从此失去发表作品的自由。

　　“文革”中，由于他是“右派”，加上又是被鲁迅责骂过的人，决然难逃冲击和揪斗，被打成了“反革命”。沉重的包袱压得他几欲轻生。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心境有了一些明朗的色彩，但因身体得病住进了医院，头上的几顶“帽子”给他的治疗带来了困难。恰在此时，报纸上又出现了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对徐懋庸颇多微词，使他本来忧郁的心情更加沉重。他说，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连毛主席都给予了谅解，自己也为此事吃尽苦头，为什么还有人抓住不放呢？他百思不解。本来就沉重的病体再也经不起刺激了，1977年2月7日那个乍暖还寒的季节，他怀着深深的遗憾走完了66年的风雨人生。

　　1978年12月 13日，组织上对徐懋庸的“右派”等问题进行了平反，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1979年4月12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召开了追悼会，周扬等领导同志和群众对这位饱经磨难的著名杂文理论家表示了哀悼。

　　摘自《上海滩》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