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高考，亲朋好友的孩子获得好成绩，被名校录取了。作为长辈，你送他们红包吗？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似乎一样重要。庆贺的酒席开出，不光是孩子，辛苦“陪读”的孩子父母，也需要众人的喝彩。　　　　           本版摄影：龚家坤、刘保法、薛培原

　　庆贺，

　　因为公平

　　朱效文

　　又到高考发榜的日子了。年年这时候，耳旁总会不时传来亲友的喜讯。祝贺是免不了的。用什么方式祝贺？用热情的语言，还是特别的礼物，或者干脆把心情装进一只红包送上？不管用什么方式，表达的都是一种喜庆，一种对孩子未来成功的节日般的祝福。

　　这种对于高考成功的喜庆，不知始于哪个年代？仿佛“文革”前是没有的。那时候的孩子考取大学，父母、亲友的心情似乎要比现在平静许多，也从未听说过有送红包的事。这种心情的变化缘于如今每家只有了一个孩子，缘于如今孩子的就业难度大了，缘于人们的就业要求高了。如今高考的成功与否，似乎对一个孩子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所以成功就分外值得庆贺。

　　但我以为，高考成功之所以在今天特别值得喜庆，还在于它是一场对于每个孩子都公平的竞赛。每个孩子不管出生城乡，不管家庭贫富，不管父母职位，都能凭自己的能力一比高下。只要自己努力，“丑小鸭”也能变成白天鹅。这种靠奋斗取得的成功，难道不格外值得庆贺值得珍惜吗？

　　最忘不了少年时在淮北农村插队，有一次我拉着沉重的板车路过一所学校，听着校园里传出琅琅的读书声，我的脚步停滞了，眼睛湿润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对于只读过两年初中的我来说，多么希望有一天能重返校园，再做一名学生啊！可在当时，由于父母的经历和身份，我已完全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即便我再努力，学校的大门对我也是关闭的。直到后来高考恢复，我才获得了和别的孩子同场平等竞争的权利，重新走进了学校的大门，实现了我的大学梦。回想被大学录取的那一刻，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不管用什么方式庆贺都不过分。

　　常听人们在批评应试教育的时候，刨根究底把高考也狠批了，恨不得取消高考了事。没有了高考，还会有应试教育吗？且慢，应试教育固然误事，但一旦没了高考，就拆毁了一个难得的平等竞争的赛场；以后，恐怕又要回到按家长的身份、地位来决定录取与否了；多少优秀的孩子，特别是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孩子们将失去升学的机会，这难道是一种进步吗？到那时，红包肯定是不需要送了，因为什么都事先决定了，喜庆也就成了多此一举。

　　其实，对于如今城里的大多数孩子来说，红包的意义并不很大，甚至比不上一句真挚的祝福更令人感动。最渴望得到“红包”的是那些来自贫困乡村的孩子，他们在喜庆高考成功的同时，将不得不面对令他们无法承受的高额账单。我想，他们才是最需要红包的，红包对于他们才有真实的意义。

　　奖给一个

　　好女孩

　　杨云棠

　　一日，友人卢欣打电话给我，他兴奋地告诉我：女儿小洁高考总分获得586分。我祝贺小洁成功地跨过了人生的一道坎，说是我这个大兴爷爷应该给她发个红包，卢欣奇怪地问：这是为什么呀？我说，现在中小学生读书实在艰辛，这一成绩非常不易。你们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呀！

　　时下，急功近利，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心态充斥着整个社会：什么超级女声，什么我型我SHOW，什么好男儿等等的这些选秀活动为一些不想读书又想一夜成名的青年不仅仅是搭建了一个舞台，而且更重要的是为这些人似乎铺垫了一条走向成功的捷径。它对青年学生来说既是一种干扰，又是一种诱惑，更是一种严重的挑衅。

　　然而，小洁甘于学习的寂寞，敢于守住这读书的圣地。在迎接高考的日日夜夜里，起早摸黑挑灯苦读；天天奔波于各科家教之间，虽累不喊累，虽苦不叫苦，希望自己成为海绵，贪婪地吸收知识。

　　有好多次的夜晚，我打电话到小洁家，都是小洁接的。我问，你爸妈呢？她直率地告诉我，他们出去玩了。事后，我问卢欣这是为什么呢？他回答得也干脆，一是没水平辅导，二是让女儿安静地做功课。

　　小洁并不是不喜欢玩的女孩，她原是学校管乐队吹长笛的，为了高考，她主动退出了管乐队。她自知语文成绩逊色一点，她希望我为她介绍一位优秀语文教师。后来，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小洁的语文成绩突飞猛进。

　　卢欣说，小洁十分喜欢爷爷的散文，也很听你的话，精神上鼓励一下就可以了，何必破费呢？我谈了上世纪80年代初采访谢晋导演，他向我介绍了物质鼓励出奇效的事儿。谢导说：“我十岁生日的那天，爷爷送我一份特别的礼物——《小学生文库》，由王云五主编，商务书局出版，一书柜共有500本。内容十分广泛，有中国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还有外国文学，如《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爱迪生的故事》等。”他之所以喜欢史地，熟悉史地，乃至现在可以称为半个历史专家，是得益于这个《小学生文库》。

　　我对卢欣说，这个红包，也可以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话说中国》，其中有《创世在东方》《诗经里的世界》《春秋巨人》《列国争雄》等15卷。说不定小洁喜欢上了这套书之后，可成为历史专家哪。小洁成功跨过这道坎，就像跨栏的胜利者，而我就像颁奖台上的嘉宾给胜利者挂奖牌。

　　锦上添花

　　亦美事

　　许云倩

　　每年的6月（以前是7月），无论是否家有考生，大家都会关注那几天，总有你同事的孩子或是朋友的儿女在中考和高考中冲刺。我以一个过来人将心比心，心里牵挂着，却总不太愿意正面去多问，怕给家长或者孩子太多的压力。今年有个朋友的儿子参加中考，考前我没问，考后也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打电话。直到我们都相熟的另一个朋友告诉我：那个孩子在推荐考试中非常出色，进入重点高中已是百分百的结果时，我才暗笑自己的过于谨慎了，忙给那个幸福的母亲去电祝贺。她告诉我，儿子在推荐生的考试中以前所未有的A+成绩名列全区第一，而这都是他平时博览群书的结果。考试不只是局限于课堂知识，还有很多考题是看考生平时的知识素养，比如考一幅莫奈的世界名画，让考生写出作者和自己对画作的理解。这正好给了知识面比较广的孩子一个发挥优势的机会。

　　祝贺之余，会想到给孩子准备一份什么样的贺礼。记得我当年考取大学时收到小姑姑送的一块漂亮的裙料和姑奶奶的一个红包。那时我是满心喜欢，对每一个祝贺的人都是心生感激，并不看重物质上的贺礼。我在复旦大学四年用的蚊帐还是小姑姑当年插队落户时用过的，其他的一应生活用品也都是中学住读时用过的旧物。

　　我的另一位女友，她女儿参加中考时压力非常大，母亲亦然。母女两个都快要到崩溃的边缘了，幸亏有一个口才较好而又善解人意的朋友给她女儿开解，讲了自己当年的心路历程，也教了她一些减压的方法，女儿舒缓了许多，母亲也随之释然，直到今天都铭记在心。如此精神上的关心比起考后的礼物来更让人念念不忘。

　　当然现在物质条件好了，锦上添花也不失为一件美事。我在同辈中是最大的，还没有给小辈送贺礼的机会。但自己有了收入以后，最小的表妹考上了大学，我就想到了小姑姑当年送的那块花裙料，于是我挑了一块虽不名贵但很精致的女表送给了小表妹。最小的表弟和我的岁数已差了很大，他入大学时因念及舅舅的经济条件不好，我和妹妹合送了一笔钱。也曾向朋友的孩子送过学习用具等贺礼，但我内心觉得真诚地道一声祝贺足矣。因为孩子能如愿以偿，已是给自己和父母最大的贺礼了。

　　明天我们

　　给孩子什么？

　　吴毓

　　现代孩子考上个理想的名牌学校，那可是家中了不得的喜事。记得单位有位女同事，女儿很争气，那年考入了复旦大学外文系，尽管分数不多不少比录取线多一分。母亲特意办了两桌宴席请客，有来宾怀揣着红包，女儿羞怯怯地接过红包，母亲脸上都笑成一朵大喇叭花了，不容易啊，自己从未踏进大学门槛，女儿一向自觉，读书不用操心，多少个挑灯苦战，可急坏了母亲，孩子身子骨吃得消否。女儿终于成就了母亲的梦想。宴席中，厂长都来了，母亲的那个荣光啊!

　　懂事的女儿要把收受的红包交与母亲，母亲说你自己留着买几套漂亮衣服。母亲每每和我们一起出去逛街就帮女儿买好看衣服，价值不菲，母亲掏钱那个爽快哟。物质丰沛时代，我们处的大氛围都是“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我们的子女入学拿几个红包也很正常，孩子也可用红包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我觉得这缺少一种纪念和象征意义。记得日本小姑的女儿考上国立高中，在日本家庭也是件大喜的事，国立学校收费低，教学正规质量保证。那时尚没流行MP3、MP4，我送她一个CD机，以示鼓励和纪念双重意向。我儿子考上重点大学，我弟弟送一个数码相机，我也满足了儿子先前的要求，同意买了个读碟游戏机，我父母长辈是送了红包。现代孩子与其说要给予肯定和激励，倒不如说要更多的物质奖赏，但有些时候也是我们做父母惯出来的。我侄女才四年级，这次期末考试，父母说要考得好些，起码得九十分以上，女儿说那考到了要给买个手机，还必须是索尼牌的，父母当然把头点得鸡啄米似的起劲。我们在一边打趣地说：那以后考上了重点初中或高中或大学，那是不是该给你买一辆小车和一幢房子。本来孩子的学习应该是自己的事，学得好与坏是上进心的表现，而现在学习动力全要靠物质这个杠杆，那种功利性和欲望追逐已过早地注入孩子心灵。

　　记得曾经看过电视中“童言无忌”栏目，主持人问：小朋友你们长大想干什么？有一小朋友用口齿不清的奶调声说：“我长大了要做老板，赚很多的钱，买大别墅，娶漂亮老婆。”全场大笑，这不过是稚儿的天真。但也反射出功利和诱惑在小小心灵中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