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理论认为，由各种民间组织、新闻媒体等构成的社会权力是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新闻媒体，号称无冕之王。即便媒体失音或说错了，国家权力也要保持克制态度，这样才能维持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平衡，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所以，西方的官员经常被媒体羞辱，明知媒体所言不实，但也要忍气吞声，不敢公开发作。

　　李光耀拒绝接受西方政府与媒体关系的这种理念。他认为，那种新闻自由其实是报社的业主为谋求个人和阶级利益而鼓吹的自由。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报刊上的一条报道和一张照片都会引发一场社会暴乱。因此，新闻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的首要需求，必须服从民选政府的首要职责。为此，新加坡成立了报业控股集团公司，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持有报业集团公司超过3％的普通股权，还设立了一种称为管理股的特别股票，政府有权决定哪些股东能够获得管理股。经过考量，政府把这些管理股分给了新加坡本地的四大银行。由银行的商业利益决定，它们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增长。报业控股集团公司的董事人选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公司下属各报的总编由董事会任命，但最后也要经政府批准。李光耀说，“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巨子决定民众每天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那一套。”

　　新加坡有反对党，但要办报就很不容易。原因有四：一是没人印，新加坡政府把全国印报的工厂合成一个，技术是国内最先进的，别人要办报就很难印出来。二是卖不掉，新加坡的报纸是通过报贩卖报和送报的，报业集团的报纸发行量很大，新办的报纸发行量开始时难免很小。报业集团通知报贩，谁若卖新办的报纸，就不让你卖我的报纸。报贩们都不愿意丢掉老生意，新报纸就没法卖。三是难以拉到广告。新加坡报价比纸价还低，报社完全靠刊登广告赚钱。谁办新报纸一定要大亏本。四是政府监管严。报纸今天登的内容有一条不符合法律规定，就被通知停刊两天；再有一条，则停刊三天。这样一来，报纸承接的广告就要作废，就得赔钱。

　　外国报纸要想进入新加坡，需要经过新加坡政府审查批准，发行量也需受一定的限制。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拥有的英文报刊在新加坡形成一股抨击新加坡政府的重要势力。李光耀的态度是，批评新加坡政府可以，但批评之后必须登载新加坡政府的答复信，“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拒登，那新加坡就要依照自己的法律，减少它在新加坡的销量。

　　第一份拒登新加坡政府答复信的是美国《时代》周刊。它在1986年10月发表一篇文章，攻击新加坡政府迫害一名反对党议员。李光耀的新闻秘书随即致函《时代》周刊，要求它更正三处不合乎事实的地方，遭到对方的拒绝。新闻秘书要求对方把答复信原文照登，又遭拒绝。于是新加坡政府把它的销量从18000本减少到9000本，最后限制在2000本。《时代》憋不住了，把答复信原原本本地登了出来，新加坡政府便取消了限制令。

　　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1986年12月针对新加坡建议设立股票交易所自动报价股市一事，发表了不确实的报道，指责新加坡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把不中用的国企转嫁给人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去信驳斥，该报不但拒绝刊登，还回函声称报道公正无误。金融管理局再次去信，指出该报的复信增添了更多的错误，要求对方指明所谓不中用的国企到底是哪一家，并强烈要求刊登双方的往来信件，结果再度被拒绝。新加坡政府于是在1987年2月开始限制该报发行量，从5000份减少到400份，同时在新加坡本国报纸上公开了它和金融管理局之间的书信。

　　这两件事发生后，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对《时代》周刊和《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发行量受到限制表示遗憾。新加坡外交部随即表示这是对新加坡内政的严重干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称美国政府在两起事件中不愿偏袒任何一方。新加坡询问美国国务院是否会同样基于公正原则，对《亚洲华尔街日报》拒绝发表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来往书信表示遗憾。美国国务院重申它谁也不袒护，并解释“新闻自由原则”的含义就是“新闻界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登或不登某条新闻，并不承担任何责任”。新加坡外交部指出，新加坡没有义务遵循美国的新闻法令。外国报刊本来无权在新加坡销售或发行，是新加坡给予了他们这种权利，他们理应遵守新加坡的法律，刊登政府的答复信。美国国务院对此没有再作反应。

　　执政党的新闻理念判然有别于革命党的新闻理念，危急时期的新闻理念泾渭有别于和平时期的新闻理念。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公共秩序与言论自由，既要有一定的张力，又要有一定的合力。没有张力，两者都可能趋于腐败；没有合力，社会就可能动荡不已。如何配置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大概只能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