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故事，人类学家去考察某一原始部落。考察之前，人类学家就听说这个部落里的人会跳很怪异的舞蹈，戴着骇人的面具。人类学家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需要的那些蒙昧的东西。但当他们到了这部落时，同行的人中有人会一点点翻译，部落的人也通过翻译知道了人类学家想要看的东西。于是，第二天晚上，人类学家便看到了该部落的人们真的跳着很怪异的舞蹈，戴着骇人的面具。而这正是他们所要看到的东西，于是他们回来后写了大量论文，记下了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有这么一个怪异的部落戴着那样的面具，跳着那样的舞蹈。若干年后，另一批人类学家也去了，这次，他们至少学会了当地语言，他们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的故事。事实是：部落的人们知道远来的客人的想法后，他们连夜照着那些说法而编造出来，跳出来给他们看。所以，可以说，这些怪异的舞蹈恰恰是基于礼貌的原因而被发明出来的。原来的那些人类学家想要看到的，便正是他们自己欲望的投射，而不是真正本真的东西。

　　这便涉及到身份认同的问题。他者想要看到这个样子，你便照着这个样子去做。希腊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忘记了自身伟大的传统，但人家说，你们可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后裔啊，那么，希腊人就认同他们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后裔。还有印度，19世纪晚期印度社会发生了变化，然而，推动印度社会向“民族-国家”变化的并不是印度的传统主义者，而是那些从牛津等大学留学回来的一批自由主义者。这些民族的认同，都恰恰是肇因于一个外部的注视。阿根廷人也是，人家说你阿根廷人是浪漫的民族，他们也就认为自己是浪漫的民族……我相信今天的中国人已足够坚强，能够冲破这一恶性循环。         陈占彪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