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10日，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召开了一个约15分钟的内阁会后，立即乘飞机到英格兰东北部的塞奇菲尔德，在特里姆登工党活动中心发表了15分钟的“激昂”讲话，宣布他将于6月27日辞去首相职务。24年前，布莱尔在这里第一次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开始了他政治征程。在经历了风云变幻的政界生活后，他又回到这个地方宣告他从政生涯的终结。

　　1、我第一次与布莱尔的见面就是这样，前后不过5分钟，内容却如此重要

　　我担任驻英大使期间，同他有过不少接触。我感到，布莱尔确实有个性，有特色，也有作为，在英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他的重要地位。无论对他如何评价，他仍是一位不同寻常的西方领袖人物。特别在对华关系方面，布莱尔始终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英国在任的首相三次正式访问中国，布莱尔是第一人。

　　我是1997年3月16日到达伦敦的，面临的最大一件事就是香港回归问题。由于英国违背两国达成的协议，中英关系出现了严重困难。我到英第二天，梅杰首相宣布进行大选，结果在野18年之久的工党一举取得压倒性胜利，英国变成了工党政府，不满44岁的布莱尔成为英国有史以来第二个最年轻的首相。就任伊始，他宣布了两条对华新政策：一是“英中关系要有新的开端”；二是“香港应是两国关系的桥梁，而不是障碍”。我听后心里顿时宽畅了许多，因为这两点与我国领导人的观点是基本吻合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事情却不那么简单，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仍存在不少分歧，斗争依然相当尖锐。

　　我希望能会见布莱尔本人，直接对他做些工作。英方却以他初任首相事务繁多为由，一直未作安排。就在这时，我接到媒介大亨默多克6月10日晚家庭酒会的邀请。一进客厅，我就觉得有些不太寻常，除了新闻界的人士外，没看到其他国家的使节，却发现不少政府官员，其中包括多名内阁大臣。他们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当然不会错过与新政府政要们结识的大好机会。当我正和财政大臣布朗讨论亚洲金融危机的事时，他突然对我说：“托尼来了，你要不要见见他？”我回头一看，发现他正兴致勃勃地与几个人交谈，便立即走过去。他笑着说：“欢迎你到英国当大使，我的政府将同你合作，推动我们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我说：“我已经注意到你关于中英关系的讲话，我将竭尽全力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并相信会得到你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接下来的谈话自然是香港问题，他说：“我相信，香港问题应是两国关系的桥梁，而不是障碍，我们将努力使香港问题顺利解决，我已决定去香港参加交接仪式。”我不由心头一振，原来商定的是将由两国外长代表政府出席，他要参加，意味着政府代表升格，这可是个新的信息。我怕听错，赶紧又追问了一下：“阁下是说你要亲自参加？”他回答说：“是的，我们刚做出的决定。”我立即以个人的身份表示欢迎。

　　布莱尔表示要亲自出席香港交接仪式，这意味着工党政府准备在香港问题与我国合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立即报回了国内。深夜，英国首相府给使馆打电话说，首相刚才见大使时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不知大使注意到没有，特来提醒一下。第二天一早，英国外交部官员又来电话，询问大使是否把这一信息报告了中国政府，可见英方对这次谈话的重视。我第一次与布莱尔的见面就是这样，前后不过5分钟，内容却如此重要。

　　香港交接仪式进行得很顺利。布莱尔在那里会见了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给我国领导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双方在加强两国关系方面有不少共识，交谈融洽，这是主要的原因。而我想，布莱尔的谈吐风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布莱尔的眼睛在英国是颇有名气的。谈话时，他总是笑眯眯地用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着你，很容易使人对他产生好感。

　　2、布莱尔充分显示出他的机警和西方政治家的特色

　　在英任职时间，我多次陪同我国访英的重要代表团会见布莱尔，他总要和我聊上几句，还忘不了向有关领导“夸”我一番。每次在女王举办的一些活动中，他都同我交谈一会，询问我国国内的一些情况。但正式的会见，则是1998年9月22日在他访华之前。那天上午他刚从纽约回来，先与来访的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和工作午餐，接着见我时，已是下午2时15分。他把我迎进首相府的会客室，说他是乘“协和号”飞机赶回来的，否则就要错过与阿尔及利亚领导的会晤。我问他乘坐“协和号”飞机有什么特殊感觉，他说他也是第一次坐，“倒没有异样感觉，就是快，确实能节省时间，但票价太贵”。交谈中，他嘴角虽仍挂着习惯性的微笑，那双著名的“闪光”眼睛却有些睁不开。他显然很困乏，却仍没忘记推销“空客”新推出的飞机。他说对中方访问的安排很满意，访问期间，如中国承诺定购几架飞机则更理想，并要我务必向朱总理汇报。他叫助手同我谈细节，自己只是机械地不断点头。谈得差不多了，我就起身向他告辞。他和我握别时抱歉地说：“对不起，我实在是太疲乏了，不能多和你交谈一会，请你原谅。”平时，他总给人一副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印象。这次，他也许对我这个中国大使较信任，却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疲惫不堪的布莱尔。他在那样疲劳的情况下仍安排会见我，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了他重视中国的程度。

　　那年10月6日清晨，布莱尔夫妇乘坐的专机冉冉降落在北京机场，除了十几名随行人员外，同机到达的还有约30名英国知名企业的负责人。他是香港回归中国后英国访华的政府最高领导人，也是第一位访华的在任工党首相，受到我国隆重的接待。江泽民主席会见了他，朱镕基同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英全面伙伴关系。

　　访华期间，布莱尔充分显示出他的机警和西方政治家的特色。参观过北京白塔寺之后，他和夫人步行去访问一户普通居民家庭。一路上他不时停下来同两边摊贩交谈，问他们的生意情况。一位四川妇女得知他是英国首相，从货架上取下两包火锅底料送给布莱尔，他立即笑嘻嘻地接受了，并说：“我嫂子是个华人，她可以教我做，这下能够尝到地道的四川菜了。”他参观故宫博物院时，特地安排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现场电视采访。那天天气挺凉，他却脱掉了外衣，只穿着件蓝色衬衣。我有些不解，悄悄地问旁边一位英国朋友。他朝我诡秘地笑了笑说：“这是政治秀，他要以此表现出精力旺盛，穿蓝衬衣表示自己是个普通人，令英国观众看着感到亲切。”

　　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他同江主席的会见。英国的亲“藏独”势力颇有影响，议会里有个“西藏小组”，经常借所谓“西藏问题”做文章，并给访华的英国政要施压，要他们向中方谈“西藏问题”。布莱尔同朱总理会谈时没说，却在会见江主席时提了出来。在外交经历中，我不止一次看到会谈或会见被此事闹得很不愉快的场面。布莱尔此话一出，我顿时有点紧张。紧接着，他神色严肃地说：“与中国同样，英国有一个北爱尔兰问题。北爱是英国的一部分，任何人在北爱问题上说三道四，我们都是很不高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别人无权在这个问题上指手画脚。只是英国有些人关心西藏的情况，我只是想听听江主席的看法。”说完，笑容可掬地看着江主席。经他这么一说，气氛立即缓和了许多。江主席朝他侧了侧身说：“我同意你的意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不允许外人干涉。许多外国人都没去过那里，对西藏情况很不了解。我去过西藏，愿意向你讲讲西藏的真实情况。”江主席接着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历史、现状和中央的政策。布莱尔始终嘴角含笑认真地听着，还不时点一点头。就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却在相当轻松的氛围中妥善处置了。这次会见原定半个小时，结果却谈了90分钟。布莱尔后来会见英国记者时宣称，他同江主席认真讨论了西藏问题，也算是对英国国内那些人有所交代。

　　布莱尔会见江泽民主席时，转达了伊丽莎白女王期望江主席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正式邀请。这将是中英关系史上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双方都非常重视，积极进行准备。就在这时，发生了北约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给访英一事增添了不确定因素。事件发生后，布莱尔作为北约对南动武的大力推动者和积极参与者，可能感到难辞其咎，给我国领导人致函表示“遗憾”，却没像另外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那样表示“道歉”，这引起我国人民的相当不满。他后来又发信表示“道歉”，但已为时过晚。英方担心在那种气氛下，江主席可能不如期往访，从而使中英关系的发展进程受到影响。6月初我回国述职后返英，不少人向我打探消息，我未被授权，自然不能明确表态。13日，钱其琛副总理出访中过境伦敦，英方立即抓住这一“弥补”的机会。不仅安排布莱尔会见，外交大臣在官邸宴请，而且还专门安排了一名“随身警卫”，完全以正式访问的高规格接待。14日中午会见时，布莱尔向钱副总理做出三点表态：第一，就炸馆事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式道歉；第二，北约对南斯拉夫用兵是一次“例外”，而不会是“先例”；第三，北约不会将此做法应用于世界任何地方。直到他听到钱副总理表示“让我们共同努力确保江主席访英成功”时，脸上才流露出放松的笑容，承诺一定要把江主席接待好。

　　6月22日，我应邀出席女王在温莎宫为匈牙利总统举行的宴会。我一进大厅，布莱尔以及几位内阁大臣就主动与我打招呼。布莱尔说，他对中国使馆被炸事确实感到震惊，立即给克林顿总统打电话询问情况，“克林顿说他也被惊蒙了”，他对此事再次表示歉意。这次同钱副总理谈得很好，相信江主席访英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国防大臣罗伯特逊也过来道歉，并挺认真地说：“大使阁下，如果你了解美军指挥混乱的情况，就不会感到奇怪，当年我们在中东的军队也被他们误炸过。”

　　2003年10月，布莱尔对我国进行了第二次正式访问，提出两国关系进一步升级的建议，得到我国领导人的积极响应。双方建立了相应的工作小组，探讨并提出多方面深化合作的具体建议。2004年5月温家宝总理回访英国，两国发表了《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了中英全面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

　　3、他不是一个生硬的政客，而是一个具有鲜明人性化特点的领导人

　　布莱尔因在伊拉克问题上紧跟美国总统布什，国内外都留下了个“美国哈巴狗”的形象。实际上，布莱尔也不是毫无头脑地盲目追随他人之辈，这其中有复杂的原因。首先，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国力大衰，为维持世界大国地位，英国需要美国的提携，与美国建立了“特殊关系”，维持英美“特殊关系”必须付出代价，就要在美国关注的国际问题上基本与美保持同步。战后60年来，英美关系有疏有密，历届英国首相都未脱离这个框架，布莱尔也难能例外。其次，这与布莱尔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有关。他认为美国是当今全球的超级力量，只有在“美国的领导下”才能保持世界的和平与秩序。尽管他不赞赏美国咄咄逼人的做法，却仍需为美国的行动推波助澜。再者，“9·11”事件里，英国的伤亡仅次于美国，而且英国在中东也有自己传统的利益，他既是为美国卖力，也是为英自己的利益卖力。另外，这也关及布莱尔的个性，用他自己的话讲，“只要认准了的事，就要坚持下去”。不过这次他并没有“认准”，而且做得太过火，终于酿成葬送自己政治生涯的后果。

　　布莱尔从辉煌登场到灰溜溜下台，演绎了一场西方政客的喜悲剧。不过，他创造了领导工党三次大选连胜的纪录，一定程度上如他所说“改变了英国”。除了其他原因，他的个人魅力也起了相当作用。他不是一个生硬的政客，而是一个具有鲜明人性化特点的领导人。1997年8月戴安娜在巴黎遇难，英国公众情绪激荡，布莱尔在电视里含泪宣称戴安娜是“人民的王妃”，赢得了普遍的赞扬。2001年，他的夫人生下第三个儿子莱奥，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二个在唐宁街10号得子的首相。他特别高兴，毅然决定休“丈夫产假”，此举得到各方的好评。女士们认为他对妻子体贴，是“模范丈夫”。男士们则认为“他带了个好头”，一位公务员对我说：“首相都能休产假，我们以后就不会有什么顾忌了。”那年冬天，女王在温莎宫为使团举行新年招待会。我因到任时间长，第一批受到女王和王室成员的接见，之后就去“享用”皇家的自助餐。我一眼看见希思坐在靠门的椅子上，旁边站着布莱尔，就端着菜盘凑了过去。交谈了几句，我问起小莱奥的情况，布莱尔脸色豁然开朗，满面堆笑地说：“他挺好，不过这小家伙就是太调皮。在外面，我是受人尊重的首相，到了家里，他却根本不把我当成一回事，闹着要我抱，还把尿撒到我的衣服上。”说完，畅怀大笑起来。他那时的神态，确实不像个严肃的首相，而完全是一个十足开心的父亲。

　　(作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原驻英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