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石

　　白石，河北省乐亭县人，1927年生，1945年1月参加革命。一生颇多磨难又富有传奇色彩。18岁在大学学习时就蹲了国民党的大狱。1955年和1957年又先后被打成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在劳改和群众专政中度过22个春秋才获得平反。但1983年初却奇迹般地由副处级一步跨进省委领导班子。曾任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纪委书记、中央纪委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后潜心文学创作，出版了自传体长篇系列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等作品。这篇文章是他自传中的一部分，摘自2007年第7期《炎黄春秋》。

　　一

　　要说清这个问题，还得简单说说我的历史。我这一生颇多磨难，又富有传奇色彩。18岁在大学上学时，国民党就曾怀疑我为共产党的地下领导人，全城戒严，将我逮捕，多次审讯无结果，便被不明不白地关进大狱。解放后刚过几年好日子，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又怀疑我为胡风集团成员，被长期看押，因无任何证据不得不将我“解放”。恢复工作不久夫妻双双又打成右派。我因为不承认任何错误、不写检查被从严惩处，开除党籍公职，劳改12年后又押送回老家交“群众专政”。又历经10年才得到“改正”。按中央规定平反后应由原单位重新安排工作，但当时单位说省委有规定一律不准回城，就地安置。我当时在妻子工作的河北省滦南县。县里说一落实政策，县里需要安置的几百人，往哪儿安排？外地来的一个也不要，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想不到落实政策以后我倒成了一个不受欢迎没人理睬的人。中央规定由原单位安排，那就找团省委吧！他们无奈收下了，让我先上组织部，但仍然没人理睬，也没人正式谈工作。看来实际是挤兑着让我走，我也就只好自己想法去另找工作了。

　　我以前终究在省里呆了十几年，青年时代那些同事和领导，现在许多人都是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经过走动，包括很富裕条件很好的单位都同意接受。但我却选了一个新建的穷单位——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办公在郊区农村租了一座小楼，住房基本上是一家一间筒子楼，没有厨房，大家都在楼道里做饭，蜂窝煤、劈柴、炊具等等也都堆在楼道里。做饭时烟熏火燎拥拥挤挤过个人都很困难。

　　我们一家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生活。既然有很富裕的有油水的单位接受，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单位呢？多年来我生活在农村，深知农民的贫困和苦难。以前我相信过集体化的道路，还曾写教材向农民宣传。以后集体化又发展到公社化，说什么公社是金桥，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天梯，我在农村十几年实际的体验这是一条死路。把农民死死捆在每人一两亩的土地上，而且只允许农民种地甚至是只允许种粮棉油等作物，生产的东西又必须低价卖给国家，是走不出贫困的，只能是荒村依旧，富裕空谈。

　　出路何在呢？农村的希望在哪里？这一直是困扰着我的一个大问题。现在好了，中科院——我心目中的科学圣殿、中国的最高科研机构，设个所专门研究这类问题，里面一定有很多大专家，能有幸参加这样的研究，这不正是自己的向往吗？我是多么急于解决多年心中的困扰啊！穷点苦点怕什么？只图在有生之年，做点有益的工作。

　　我是带着很大希望来这个所的，在这里那些困惑一定会得到答案。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多年在劳改队和农村，孤陋寡闻，自己只有好好向人家学习，多向专家请教。越想虚心请教，越是暴露了自己的浅薄无知，人们越觉得奇怪，所里怎么来了这么一个人？很快人们又都知道我二十多年一直在农村劳动（人们还不知道劳改十几年），有些人竟鄙视地说：“没搞过科研，不用说专业了，连一些科研常识都不懂，二十多年在农村劳动纯粹是个老社员，竟也上中科院来，真是怪事。”甚至有人说：“这种人也进中科院，简直有损中科院的声誉，连我们都跟着他丢人。”

　　二

　　不过农村经济研究室的几个人对我还好，室领导介绍了室里的课题，研究公社的分配制度由小队向大队过渡，还有关于1980年全国如何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研究。他们还热情地让我参加他们那个课题组。

　　我一听大失所望，深知这两项都是根本行不通的。公社核算由小队向大队过渡是“穷过渡”，只能是越整越穷。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不是睁着眼睛说梦话吗？初次见面，面对的又是自己的领导，我没敢把心里想法说出来，只是婉转地说：“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吧？”

　　“哎？”领导惊讶，然后又小声凑到我耳旁说：“老白同志！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这可都是华主席提出来的，列入了国家计划的。在这儿说说不要紧，到外边可不能瞎说呀！外人一听中科院的人和党中央唱反调，那不好啊！”我虽不同意，但也无可奈何。是啊！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多年来对领袖的指示不准越雷池一步。现在虽不批斗了，但人们还心有余悸，只要是以党的指示出现的，只能是奉命行事。我理解主任的心情和好意，可是我不能奉命行事，那样的课题不能实现也解决不了农民的贫困。不能公开反对，便说我新来乍到，容我熟悉一下情况，再确定课题好不好？领导说科研人员不参加课题没经费，什么事也干不了。我说我出去考察路费总可以报销吧？领导说你先了解下情况，路费出差费可以报，可是不能时间太长啊！

　　正好这时国家农委、中科院等单位，决定在全国选10个县进行农村基本情况的全面调查，最后每县的报告要写成一本书。这十个县里就有所里的试验县——栾城县，这可是硬任务。中科院让所里和栾城县承担这个任务，这正是农经室的任务，我没有课题负担，便派我去参加，使我不仅有机会对一个县的方方面面进行长时间的深入研究，还可以到上海、江苏、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先进县去考察。考察的结果，看到广大农村都处于贫困之中，即便南方的粮棉高产地区，粮食亩产千斤以上，亩产皮棉百斤，在那个年代，产量算十分高了，但除去成本除去征购也难得富裕。

　　一些富裕社队主要是依靠工副业，当时叫做“以工补农”。从全国有名的富裕社队我得到了启示：只靠种植粮棉油，农民再艰苦奋斗也摆脱不了贫困，其实道理很明显，农民人均一两亩地，国家拿走一部分征购，购的部分都是低价。还要养社、队一批干部，除去生产成本，农民剩下的还有多少，不仅不能富裕，许多地方，农民辛苦一年，一家老小还填不饱肚子啊！

　　根本出路是必须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允许他们务工经商才能摆脱困境。我看到南方一些富裕社队，都是这样。虽然有些做法和现行政策抵触，但当地领导多是睁只眼闭只眼，有些地方已经是半公开了。所以我决定进行“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村经济体制”的研究。在全国十个重点县调查的总结汇报时，我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国家农委领导的赞同。我向所里详细汇报以后，就以这个题目作为我的课题，得到了所里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