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这样就必须摆脱“以粮为纲，一切砍光”的束缚，冲破政策上的许多条条框框，转变一提农业就是种植业，一提农民就是种地的传统观念和认识。可是当时还是人民公社体制，议论“以粮为纲”仍然是一个禁区。让农民搞商业，更是国家政策不允许的。虽然当时已开始允许少数社队搞集体企业，但当时政策却只允许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不管是原材料还是产品，从外地采购或是运到外地销售，就是犯投机倒把罪，有人就是因为把自己加工的粉条运到东北去卖被判了刑。所以这种主张、这种研究是要担很大风险的。

　　我对这一系列的规定十分反感，搞商品经济要人尽其才，物畅其流，怎么能把人和物资都捆在当地不准流通？不仅搞工副业如此，就是农业生产也是把农民捆得死死的。

　　所里让我带一些科技人员到基地县一个公社搞综合试点，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连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都是县里统一指挥。稍有不同意见，公社、大队干部便要受处罚，扣奖金，不准评先进，气得农民们说全县只有县委书记一个人会种地。在点上的这种切身感受，又加上在全国各地的考察研究，逐渐感觉到农民长期贫困的根源，正是这种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种种政策和规定，剥夺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自主权，把农民死死捆在土地上，再艰苦奋斗也摆脱不了贫困。

　　1979年底所里举行关于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的学术报告会。当时在社会上这也是个热门话题，争论十分激烈，最后大体上分两大派，一派主张走“机械技术现代化道路”，简称美国或西德模式。另一派主张走“生物技术现代化道路”，简称日本模式。我第一个作了学术报告，针锋相对地反驳了这两种模式，认为这两种模式目前都远离了中国国情，农民处于贫困状态国家又没有经济实力根本行不通。我讲的题目是“借鉴国外经验，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在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农村怎样才能富起来的问题上，把与有名专家、高级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都讲了，实质上已把公社那一套否定了，只是没敢明确反对公社制度问题。因为当时人民公社还是公认的社会主义模式，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公开反对那还了得？出路何在？我认为中心问题是突破现行体制、政策的束缚，给农民自主权。调整农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允许农民办企业。不仅允许农民办工业，而且允许农民办商业进入流通领域，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这些话现在已毫无新奇之处，在当时却无疑是一颗炸弹，震动了所有的人。但是也招来一些人的反对，说我一是反省委的以粮为纲，二是反中科院有的领导的现代化主张。

　　可是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上上下下许多人的思想都在解放。1979年我确立这个课题时，国家对农民还管得很死，除深山的孤门独户以外一律不允许包产到户。1980年中央就开了一个小口，规定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1981年中央文件便认为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了。1982年中央又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总算报上户口了。1983年包产到户不仅允许生存，而是农民的伟大创举了。有人说中央这几年关于农村的文件，是步步为营，节节败退。这也说明冲破多年左的束缚是艰难的，思想解放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步履艰难但不能说节节败退，而是步步前进的。不仅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如此，其他各项农村政策也都是如此。

　　在这种形势下，我的处境大大改观。如果说前二年还有人把我的报告作为反省委反中科院的罪证，而且这种认识还有市场时，那么现在许多人已对那种见解认为是一种先见之明了。我的“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村经济体制”的课题在1980年便名正言顺地列入了国家农委的课题，得到了国家的资助。1980年秋烟台全国农业经济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为大会的第一个主讲人进行了宣讲，深入论述了建立新的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方面的种种问题，反响强烈，获得许多专家、学者和一些领导人的认同。

    四、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不仅课题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课题论文以国家农委课题组名义，收入了《中国农业年鉴》（1980）。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论文，还与人合作编写了将近百万字的《农业技术经济手册》，这是一部新的学科的大型工具书，很受欢迎，出版不久又再版。仅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所里许多人对我印象变了，一年多以前刚到所里的时候，不少人看不起，这时都觉得这人行，有头脑，想不到还真有两下子。

　　这个研究所虽然是个新建单位，但建立时正赶上平反多年的各种冤假错案，“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领导干部也得到了解放，许多老干部亟待安排。研究所初建，也需要一些有威望的老领导来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打开局面，所以一开始就组建了一个年龄老化的班子。主要领导人包括有的处级领导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当时班子老化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在许多党政单位，由于多年七斗八斗，新派性加上老派性，矛盾重重，问题更为严重。

　　邓小平同志认为这种班子老化、机构臃肿，许多人不称职，工作不负责任，不讲效率等种种情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要求精简机构。明确提出了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说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他说目前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强调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这也是针对当时特殊情况下提出的，因为多年来干部工作重视家庭出身、排斥知识分子，使得知识分子干部能进入省、地、县领导班子的是少而又少。要强调年轻化、知识化不采取特殊政策是不行的。

　　中央提出机构改革和干部“四化”以后，所领导都知道很快就要退下来，更影响了积极性，老班子的改建已迫在眉睫。中科院在1982年就根据中央机构改革要求作了具体部署，开始物色新班子人选。人们看清了这种形势，上上下下也自然都紧张活动了起来。所领导各自在挑选自己中意的人，想进领导班子的人也在领导中寻求支持。研究所里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生，许多人都符合“四化”条件中的知识化、专业化的硬指标。由于是新建所，许多人都属于中青年范围，符合年轻化的条件。有人由于职务的重要，和所领导接触频繁，感情融洽。有人善于交际，和许多人都是自来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更有有心人整天围着领导转，以寻求支持。

　　我只是个研究室副主任，向来不善交际，只是整天如饥似渴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潜心思考问题，和所领导没什么接触，和群众也很少联系，所以对所里即将来临的人事大变动，很不敏感，也不愿操心，自己觉得没这个条件，更确切地说也没这个兴趣。落实政策中是那样的艰难曲折，落实政策以后，省里县里谁也不要。这种情景，仍历历在目，刚刚稳定下来能干点事情，哪里有心思去争取当什么所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