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狗、怕乘大巴、拼命攒面包、不敢表露真实感情——这就是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子女的生活。

　　约4000名自称“第二代幸存者”的以色列人15日集体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法院提起诉讼，称自己因遗传到经历过大屠杀的父母的恐惧和绝望，导致出现一系列心理异常，为此向德国政府索赔3000万美元。

　　遗传大屠杀梦魇

　　“我不可抑制地想要吃的，尤其是面包。你到我家打开冰箱，会发现大块大块的面包，数量远远超出我的实际需要。”

　　一名现年５８岁的妇女１４日这样对以色列电台讲述自身经历。她的父母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逃离后，一直难逃对饥饿的恐惧，以至于不放过任何一点面包皮。而这种对食物的占有欲竟遗传到她身上。

　　这名妇女说，自己没有童年，似乎一下子就长大成熟了。“在我家，任何人严禁表现出痛苦，也不能说‘我难过’。”她父亲传递给她的信息是，“我连地狱都去过了，你经历的又算得了什么？”

　　另一些“第二代幸存者”不敢乘大巴，因为那会让他们想起父母被大巴运到集中营的场景。还有人怕狗，因为他们的父母曾受到纳粹所驯狗的威胁。

　　索赔3000万美元

　　以上只是“第二代幸存者”所受折磨的一小部分。为此，他们成立“费希尔基金会”，代表他们向德国政府索赔。

　　“费希尔基金会”在向特拉维夫法院提交的起诉书中写到，“第二代幸存者”在“父母绝望、悲伤和内疚阴影下长大，使他们性格也极具这种心理倾向”。他们“和父母关系扭曲”，以至于无法正常成长，甚至出现严重心理问题。“费希尔基金会”负责人巴鲁赫·马佐尔说，数千名“第二代幸存者”心中常常生起对饥饿的莫名恐惧，在一波又一波绝望感困扰下，他们无法正常工作。

　　马佐尔说，以色列现有４０万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子女，其中４％至５％的人需要接受治疗。 

　　因此，“第二代幸存者”希望成立由德国资助的基金会，为他们中的１．５万至2万人支付定期治疗费用，数额约为每年１０００万美元，连续支付３年。

　　子孙索赔无穷尽？

　　马佐尔说，特拉维夫诉讼只是他们索赔第一步，意在使德国承认对“第二代幸存者”负有责任。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们会尝试和德国政府庭外和解，也不惜到德国法院或国际法庭去打官司。

　　马佐尔说，“费希尔基金会”曾就赔偿事宜和德国驻以使馆展开长时间谈判，但谈判被德国政府终止。

　　美联社评论说，在德国人眼中，这起诉讼可能会为今后类似索赔开启大门：在大屠杀幸存者这一代去世后，其子子孙孙可能仍会以大屠杀为由向德国索赔。

　　吴铮 （新华社供本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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