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已至，疾病频发，又到急救高峰。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的数据显示，1月至5月，中心平均每天出动120救护车400次左右；到了六七月份，猛增到500多次。

　　当救护车在你身边呼啸而过时，你有没有想过，车里的院前急救人员是否能守住病人的“第一道生命线”？他们每天又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连日来，记者品味院前急救人员的酸甜苦辣，发现愿意守护在“第一道生命线”的年轻人已越来越少。

　　医生、护士、担架员，一肩挑 

　　昨天上午10时30分，医疗急救中心八五医院分站门口，急促的铃声响起，一辆120救护车出动。车上，有急救医生、担架员和驾驶员各一名，这是上海救护车的标准配置。

　　“这次任务比较轻松，帮一个瘫痪病人转院，不需要紧急抢救。”急救医生小钱说。他去年大学毕业，参加了一年多的培训，这个月刚刚随车上岗。急救和转院，是他全部的日常工作。

　　接到转院任务时，小钱迅速转换角色，成了“体力劳动者”，给车上唯一的担架员当助手。病人是一位70多岁的瘫痪老人，躺上担架时，仍在熟睡。在医院电梯门口，为防止担架车轮磕到凹槽，震醒病人，小钱熟练地把车子轻轻提起。担架旁的司机老李，是替补担架员，3人配合，稳稳地把担架抬进车厢时，老人还在睡梦中。

　　碰到急救任务，老李抬担架，小钱回归主业。打针、吸氧、输液、做心电图……急救时不能耽误一秒钟，不许做错一小步。在医院里，打针，有护士；做心电图，有医技人员。而在车里，责任全都压在急救医生一个人肩上。

　　外科、内科、妇产科，都要懂 

　　“既要卖力气，又要动脑筋，你简直太有才了。”老李开玩笑说。小钱有些羞涩地摇摇头：“我是学医的，本科学历，不稀奇。”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党委书记贺勇介绍，全市近400名急救医生，绝大多数和小钱一样，是大学本科学历。急救医生的准入门槛，是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要做好急救，必须有扎实全面的基本功。”贺勇说，“实际工作中，会碰到多种难以预料的紧急情况。所以，内科、外科、骨科、儿科，甚至妇产科知识，都要了解一些，才可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判断。”

　　大学生招聘进急救中心后，还得过几关。首先必须接受岗位培训，再到医院急诊科实习几个月。“急诊科和救护车的工作相似，能学到静脉注射、气管插管、做心电图等技术。”最后还得随车实习，考核合格后，才能独立上岗。

　　“硕士博士来干这一行，有些浪费。”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办公室主任王凯平坦言，“但如果有院前急救专业的研究生来应聘，我们热烈欢迎。”她介绍，目前上海高校没有开设院前急救专业，只有少数高校开了选修课，不成体系。

　　招聘44人，没报到已跑掉11个 

　　小钱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学医是他从小的理想。“急救医生能在危难时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很吸引我。”不过，和他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并不多。

　　很多医学院的毕业生不愿到医疗急救中心工作，尤其是上海籍毕业生。“今年，中心招聘了44个应届大学毕业生，大都是外地高校毕业生或在沪高校的非上海籍毕业生。”贺勇说，到报到那天，就只剩33个人了。

　　“办公室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又走了一个’。”王凯平有些无奈。前不久，一名非上海籍毕业生和医疗急救中心签约后，一天班还没上，就去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区级医院。“我们答应给他医务人员编制和较长期的工作合同，他却宁愿付几千元毁约金，和那家医院签一年合同，当一个编制外员工。”

　　王凯平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多方面，主要是工作强度高，压力大，收入却不高。急救医生的月收入一般不超过3000元，比不上区级医院。现在的许多大学生很现实，谁待遇好，就和谁签约。

　　“用时髦一点的话说，我们这行的‘性价比’较低。”小钱说。

　　一天出车十多趟，一顿饭分几次吃 

　　完成了瘫痪老人转院的任务，已接近上午11时30分。小钱刚准备打道回府吃午饭，却接到总部调度室的电话——6公里外有人需要急救。救护车马上起步，小钱他们的这顿午饭吃不上了。

　　“吃了上顿没下顿，还算好的，急救医生都习惯这种无规律生活了。”八五医院分站站长诸建飚说，“有时候刚吃几口饭就接到任务，一顿饭被打断好几次，那才难受呢。”

　　饮食无规律，工作强度也不小。诸建飚介绍，从早上8时到晚上8时，12小时一个班次，2班轮流上岗。到每年酷暑的急救高峰期，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工作强度更大。特别是急救医生，既要搬上搬下做体力劳动，又要紧急抢救做脑力劳动。“在夏季高峰期，平均每天要出车十六七趟，最忙的时候，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一刻不停。”

　　不少急救医生工作几年后，逃不过这两个职业病的折磨：一个是胃病，长期饥一顿饱一顿，一顿饭分几次吃，胃受不了；另一个是腰椎病，要么坐在车上不动，要么抬担架，腰吃不消。

　　抢救歹徒，急救医生成了“受气包” 

　　更大的压力有时候来自病人家属。早晚高峰交通拥堵，沿途车辆不让，影响出车速度，病人家属不满意了：“怎么这么久才来？”脾气火爆的，脏话连篇，甚至动手打人；病人抬上车后，三四个家属都想跟车，但车厢容量有限，最多容纳2名家属陪同，也可能引发矛盾。

　　这些“气”，急救医生只能忍着。“我理解病人家属的心情，也请他们理解我们的难处。”诸建飚无奈地说。

　　压力有时来得莫名其妙。前几天晚上，一个歹徒抢劫一个男子未果，反被对方打伤。他紧急拨打120，急救医生赶到后，正准备抢救，被人一把拦住。自卫的男子质问，怎么能抢救歹徒？事态危急，直到拨打110报警才平息。“对我们来说，歹徒也是生命。”王凯平感叹道。

　　去年，一名醉汉不愿上车接受治疗，发起酒疯，大打出手，急救医生的手被打破，鲜血直流。面对这些不理解，医疗急救中心的要求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中心还特别设立“委屈奖”，拨款奖励那些受委屈后忍气吞声的急救人员。

　　“钱不多，主要是一份安慰。”王凯平说，“干这行的，大都习惯了。这种奖项，多数人都不愿意主动申报。所以设立几年以来，很少颁发。”   本报记者 曹刚 实习生 吴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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