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  晨

　　【作者简介】

　　丹晨  原名陈丹晨，籍贯浙江。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中国文学》 编委、《光明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文艺报》副总编辑。巴金研究专家，文学评论家。主要著作有《巴金评传》《巴金的梦》《巴金全传》《亚里士多德故事》，文学理论集《艺术的妙谛》《在历史的边缘》《美和死亡》《陈丹晨文学评论选》，散文随笔集《生之困旅》《枯荷听雨》《水流何处》《放逐山水》《山光潭影》《自然而然》等。

　　这些日子，我心里一直闷闷的，像窗外的冬日，总是被愁云惨雾笼罩着；又像是有一块石头堵在胸间，什么事都提不起神来。我是在思念洁泯大兄啊！我为洁泯的辞世哀伤！

　　去年十一月中旬，邵小琴打电话给我，谈她父亲邵荃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的事，说到邀请许觉民（洁泯）参加，她说：“他刚去世了！”我惊叫起来“啊!怎么可能？！”

　　我所以如此惊惶，所以感到不可能，是因为我与洁泯一直有联系，常有电话聊天；之前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致命的病症，除了患青光眼影响出门、读写外。恰恰我这半年忙忙乱乱，没有通话，忽然听说这样的事，怎么不使我感到意外呢！

　　一

　　洁泯长我十岁，从年龄、资历、成就、地位……无论哪方面来说，他都是我的前辈长者。但是他从来没有一点点居高临下的意思，亲切和善平等相待到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完全忘乎所以，以至老三老四地“觉民觉民”地乱喊，就像同辈朋友那样随意相处。

　　我与他相识近三十年，从一开始就对他的与人为善，平和仁厚的为人有深刻的印象。记得一九七九年初，我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为大连会议与“中间人物论”辩诬的文章，过了半年，在他主持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康濯的《再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其中批评我的文章没有强调指出邵荃麟和大连会议冤案主要是在一九六四年就已被打成反革命政治问题的事实。我看了很不高兴，觉得康濯没有讲明我写文章时受到有关当事人压力的背景，就写了反驳文章寄给了洁泯。过了几天，洁泯笑呵呵地找我商量说：“人家不是针对你个人，只不过补充了你没有强调的方面，也知道你写那文章时处境，只是没有说明。你看这事也不值得再争论了吧！”我想想也对，就作罢了；而且我从此比较注意不轻易与别人打笔仗。

　　过了许多年，有一家出版社出了一套丛书，其中有他一本，也有我一本，拿到手一看，几乎错讹百出，编次混乱，我与洁泯在电话里大发牢骚。因为气愤，我说话很激动，甚至有点难听。洁泯那本书错到连页码都颠倒，错页到不连贯了。他虽然也不高兴，却还是那样平和地说：“迭个弗对咯，拆滥污末！”软绵绵的苏州话，一点火气都没有的。

　　再下一次，他主编了一套丛书，好意邀我也编一本加入。出版后，我不满意，对临时压缩了篇幅、封面设计过于简单等等颇多批评。他在电话里只是嘿嘿地应着，也不生气，更不反驳、解释。事后，我想想，不对劲：人家好心好意帮你出书，你还对人家无礼。后来有些朋友见了这书，还说挺好的。我赶紧又给他打电话说：“这书反映还不错，我那次说得过分了！”他还是那样若无其事地说：“呵！还可以，是吗？”他愈是那样平静，我愈觉得不好意思。

　　二

　　洁泯对物质生活也是心平气和，淡然处之。他的寓所没有装修，墙都泛黄了，客厅里不过一些普通的旧沙发、旧书柜、旧电器……几乎一样新的高档的都没有。我若一提起这房子，他就会说：“蛮好的，蛮好的！”真可谓：居陋室而怡怡然。我的工资不高，有一次说起来，他比我还少了许多，我都不敢相信这位三八式老革命，堂堂社科院大所长，只拿这点工资。他却笑眯眯地挺满足地说：“真的，就这些……喏！最近他们给我搞了一个‘医疗副部级待遇’，这不挺照顾的嘛？……”

　　这就是他待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但是他的平和和宽容，决不意味着软弱、无原则。我曾听说“文革”时，他遭批斗，造反派逼问他为什么要犯这些“罪行”，他却平静地淡然地说：“为了我要反党！”须知这从来就是“弥天大罪”，谁都不敢轻易承认的。在那样残酷恐怖的压力下，他的回答是一种嘲弄，成了黑色幽默。可见他当时的气闲神定，把那些革命老“左”一时弄傻了！无独有偶，造反派还揪了洁泯的顶头上司严文井陪斗，逼问他为什么重用洁泯？文井更是幽默大师，慨然答称：“因为我欣赏他的反革命才能。”全场哗然！对于这样的逸事，我曾求证于他：有无此事？他瞪大着眼睛，非常认真地回答说：“他们费那么大的劲来斗争我，就是要我承认这个罪名。那我就满足他们，他们就可以大获全胜了。”

　　三

　　上世纪的八三年春，文研所和文艺报合开了一个人道主义研讨会，几十位评论家参加，荒煤、冯牧作了长篇发言。会场是借一家部队招待所，开了五天，由洁泯和唐因主持。大家畅所欲言，谈得很深入，也很愉快。没有想到会议刚结束，就有一个与会者向上密报，说会议有出格言论，竟惊动了高级领导机关下令彻查，将会议录音全部调去审查。一时气氛显得很严重，首当其冲的是主持人洁泯，他独自出面应对，除了向文艺报通报此事外，没有一丝一毫涉及或滋扰他人。尽管后来此案不了了之，他的独力担当的精神，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看他平时温和老好，关键时候却显出他的不凡的道德勇气来了。

　　他写了大量的著作文章，有理论批评，也有散文随笔；有写文艺界名人逸事，也有写平民百姓的生活命运；有写域外旅途见闻，也有写社会现象点滴……不管写什么，文如其人，总是那么温柔敦厚，婉约有致，幽默而有情趣，但都可感受到他在不停地思考，寓含着他的鲜明的爱憎和深刻的批判精神。当我读到他为《林昭，不再被遗忘》一书写的前言时，我看到了一个金刚怒目的洁泯。林昭是为执着追求自由和真理而被杀害的北大学生，也是洁泯的外甥女。他写的前言，是悼文，更是檄文，说：“她的死，是正义不灭的象征，是宣示一种思想力的高扬。她面临着种种选择，可以不死，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下去的选择，可是她选择了死……她用死向后人证明她是正确的。她用死使残害者用尽方法要她屈服的一切阴谋伎俩归于泡影！”“林昭有一股刚气，说准确一点，一副硬骨头……正是林昭最光辉的尊严处，人们纪念她，正是从她那里懂得了人的尊严的神圣准则。”这就是我们的洁泯，可爱而可贵的战士，响亮的正义之声！

　　四

　　我与洁泯不曾同过事，但却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与洁泯的性格、为人有关。我对他尊重钦敬，他对我关照友善，颇多鼓励，都是因为意气相投之故，使我深深感到在文学旅途中有这样前辈师友的支持，是一种幸运，也更有信心了。因为我们的住处相隔较远，平时只能用电话问候、聊天。如逢文学界有活动，他总会主动打电话问我去不去。我几乎都说不去。他就有点遗憾，因为他本想借这机会见见面。那年，他乔迁现住寓所后，打电话开玩笑说：“奈末我住到灶君菩萨这里来了。”因那地名叫“皂君庙”也。我专程去那里看望他多次，每次他必留我吃饭。我若推辞，他必说：“那我们到外面去吃！”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他也曾来过寒舍，我很过意不去。

　　有一次，说到抗战胜利后他在从事秘密地下活动同时，也在生活书店工作。那时生活书店在上海吕班路与霞飞路转角处开了一个两开间的门店，生意很红火，店堂里常常顾客读者盈门，那里总有许多别的书店买不到的进步书刊。我家离这书店很近，步行只须五分钟，我常去看书，不是买书，因那时还是初中生，家境清寒，难得有余钱买书，星期日往往就倚在书架边看上半天书，店里从不撵人。我就对洁泯开玩笑说：“那时我在店堂里肯定看见过你。不过你没有理我。”他说：“那时你还是小孩子，兴许我们说过话，不过我们是相见不相识吧！”想来也许就是如此。而现在相识了，他也离去了！

　　洁泯平时处世低调，毫不张扬。但对文学界人和事的是非特别明白，心胸开阔广泛吸纳新的思想，对传统文化又有精湛修养，常常在温和平淡的言谈中寓藏机锋和睿智，于不经意时出语风趣而有新意，但从不掺杂个人意气，人缘也就特别好。正因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离休后，仍常不辞辛苦，转乘几次公交车，进城探访文学出版界的老友。他从十六七岁少年时代起，就参加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十几年，他主要是从事进步文化出版工作，迄今整整七十年。他就这样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也结识了大批文化名人，与他们结下了很深的友情。这从他的《风雨故旧录》等即可见一斑了。只是这些老人大半已经凋零，他的记述也就成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重要的文学史料了。

　　由此，我常常感觉到上个世纪的大批文化精英、名人大师，纷纷离我们而去，正是应验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标志，往往不一定是那些叱咤风云、用火与剑左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人物，而是那些在精神文化上会影响哺育滋养无数代人成长，作出了点滴贡献的普通人。我想洁泯也是这个行列中的一个。洁泯啊洁泯，你正应了“质本洁来还洁去”的诗句了。后来者正应承袭他们清洁的精神文化遗产和嘉言懿行，做一个有道德良知的、对他人有用的好人。这将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