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从心里感谢父亲

　　这种场合我自然不甘局外，非常渴望也能有一双冰鞋。不久父母亲就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为我和哥哥一人定做了一双溜冰鞋，我们俩也能愉快地滑行于冰场人群之中了。足球运动员参加正式的足球比赛是要穿特制的足球鞋的，小孩子踢球，本没什么必要非穿足球鞋不可，我也没有那个奢望。可是，有一天我在那位同龄同学家，看见他的家长和一个鞋匠，商谈给他定做足球鞋的事，那位鞋匠正在忙着给他画鞋样。我看了非常眼馋，心里一阵一阵发痒，最后鼓起勇气，把那位鞋匠领回我家，要母亲给我也做一双。父母亲对我先斩后奏的做法很不高兴，批评我不该事先不经大人同意就擅自把师傅请来。不过，批评之后还是给我和哥哥一人做了一双。

　　父亲平时忙自己的事，对我们孩子们的事管得不多，但有时也有例外。新南院离我们成志小学有十几分钟的路程，这段路对小孩子来说也不算近，为此，父亲主动提出要给我和哥哥买自行车。那时候我和哥哥个子都还很小，大人的车骑不了。当时商店里有一种适合少年骑的车，不太高，后面有两个小保险轮，学车的人骑上去不会倒，以后，时间久了，学会掌握重心了，把两个小轮子拆掉就能自如地骑着走了。父亲就给我们买了这种车，结果我和哥哥没摔一跤就学会骑车了。现今这样的车不稀奇，可是当年在清华园里我们是头一份。自行车既是交通工具又是体育器械，当我风驰电掣般在清华园里来回穿梭，惬意之余真是从心里感谢父亲啊！

　　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战争把父亲赶出了清华园，从此，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跨进了一个全新的新阶段。

　　清华大学有个制度，教授教书满五年可以休假一年，进行考察、调研或进修，搞科研。父亲1932年来清华，到1937年刚好五年，因而学校准予休假。母亲自从来到北平和我外婆分别也五年了，非常想念她老人家，很想回去看看老外婆。但是，母亲没有单独出远门的能力，要回去必须有人陪同，父亲一心想多搞点研究，舍不得花时间去探亲。正在为难时，我叔父在北平找到了工作（辅仁大学聘他到该校教书），要回武昌接家属，母亲刚好可以和他往返同行。这时的时局已经相当紧了，然而父母亲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仍决定让母亲带我和哥哥去武昌。我们6月底离开北平，7月初到达武昌，刚住了没几天就发生了“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分别召开关于国是问题座谈会，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清华、北大、南开的校长都应邀到庐山去了。然而，战争发展极快，平津眼看不保，其时恰好又值暑假，学校来不及统一组织，师生们只得八仙过海，各自设法撤离北平。当时，南方有家的一般都是先回家乡，把家眷安置一下，自己再到学校去报到。

　　日军的炮火一下子把我们一家人分隔在了神州南北，母亲担心万一北平沦陷，父亲和三个小孩子将不知会遇到什么凶险，说不定一家人再也不能团聚了……她越想越害怕，焦急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整天忧心如焚，一封接一封拍加急电报，要父亲不惜一切即刻率孩子们回武昌。并且说只要人能回来，其他什么损失都不在乎。

　　父亲在北平日子也不好过，比母亲还要狼狈。时局究竟会如何发展，他吃不准，是战，还是像往常一样妥协，他心中一点数都没有。走吧，他一个人带三个小萝卜头怎么走得了？而且，如果走，这个家怎么办？不走吧，万一大打起来，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真叫他左右为难，不好下决心。同时，母亲走后，家里的事不论大小一股脑都压到了他身上。平时，父亲和母亲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分工：他主外，母亲主内；他挣钱，母亲管钱、用钱；一家七口的吃、穿、用，孩子的管理教育，仆人们的安排调度等等，统统由母亲一手操持料理，他完全不用费心，只要一门心思埋头看书、搞研究，就行了。然而，这回不同了，里里外外大事小事都要找他，弄得他穷于应付，狼狈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