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1943年中华书局出版之后，历经66年，海峡两岸已影印五次。我虽然一直未能作修改、补充，却也进行过反思，觉得内容不够充实，而且书名也有些问题，因为主要只谈了隐士与诗歌、绘画的关系，与中国哲学、中国历史的关系却谈得很少。

　　梁漱溟先生于1948年在《观察》上连载其论著《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出了单行本），在《绪论》部分谈到：又有蒋星煜先生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出版，他指出“隐士”这一名词和它所代表的一类人物，是中国社会的特产；而中国隐士的风格和意境，亦绝非欧美人所能了解，虽在人数上他们占极少数，然中国的隐士与中国的文化却有相当关系。这些话不无是处，惜原书皆未能认真地予以论证发挥。我们今取它的第十四特征而研究之。

　　我觉得批评是中肯的，的确“未能认真地予以论证发挥”。原因有二：一、当时只有22岁，大学是读的会计系，文史哲基础单薄得很。二、全书是一年多一些时间内完成的，比较仓促，更没有请任何一位前辈审阅校正过。而梁漱溟先生仍肯定我所研究的专题，而且把中国隐士列为中国文化的第十四个特点，对我已经是莫大的荣幸和鼓舞了。

　　但是，梁漱溟先生对这第十四个特点，也谈得很简略，主要是指出了隐士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态度上的一些共同之处，相当透彻，主要是他对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有数十年的研究积累，他能从这个大视野观察隐士角度比较准确，容易抓住核心问题。我的学养肤浅，虽然掌握了较多具体材料，却难以理出头绪。关于隐士在政治上的共同特点，他谈得稍多，却仍留下了较多逻辑推理上的空白点，没有能阐明仅以中国才能产生隐士的原因。隐士在经济上自甘淡泊是使经济不进步的一个原因，可以成立。许多创造、发明、发展都和人类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欲望有关，这方面欲望不存在，当然创造、发明、发展都是多余的了。他在隐士生活态度方面特别爱好自然的论述最为精彩，这个“自然”，应该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自然的环境。二是用单纯、朴质的心态去对待一切。

　　这次，《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二版，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梁漱溟先生某些观点，增补了五个章节，尤其关于陶渊明的一个专章，他自甘贫困，也酷爱自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梁漱溟先生已于1988年逝世，此书二版不能再听到他的批评了。不胜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