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列席会议。在开幕会上，邓小平对《历史决议》稿的形成过程作了评价。他说：“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起草的有二十几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现在拿出这么一个稿子来”。“这个文件是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比如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任务：“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六十周年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

　　胡乔木在会上讲话，对《历史决议》稿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为什么这样处理，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与说明，提请大家注意和讨论。会议印发了胡乔木的讲话稿《几点说明》。从5月21日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分5个组共进行了8天讨论。与会者畅所欲言，提出了很多中肯、深刻的意见。胡乔木等吸收大家的意见对《历史决议》稿作了不少修改，形成6月11日修改稿，准备提交中央全会讨论和审议。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分两段进行。从6月15日至25日为预备会。6月15日到22日分组讨论《历史决议》草案。会后，胡乔木、邓力群等吸收预备会上提出的意见，对《历史决议》稿又进行了精心修改，使《历史决议》稿的内容更加充实全面，表述更加准确。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历史决议》草案经讨论在6月27日的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历史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团结全国人民的目的，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在这其中，胡乔木无疑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1991年建党70周年，胡乔木指导编成《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1991年是建党70周年。为向党的70岁生日献礼，在胡乔木等人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这是胡乔木对建党逢十纪念作出的最后一次理论贡献。

　　大约在1990年5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带领沙健孙、郑惠等几位室领导和少数中层干部，到胡乔木家中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纪念建党70周年的筹备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副组长薄一波和胡乔木）的意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要在建党70周年时，写出一本较为完整简明的中共党史。会后，在胡绳直接主持下，很快启动了这本书的编写工作。作为纪念建党70周年的主要项目，这本书就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到1990年底，该书已写出全部初稿。为加快进度和提高质量，胡绳约请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龚育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金冲及，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同志一起进行全书的修改定稿工作，后又约请了国务院研究室的王梦奎参加。1991年元旦刚过，他们就由胡绳率领，进驻玉泉山，全力进行统稿工作。经过先后参加编写的十多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91年8月完稿。为遵守质量第一的原则，完稿比原定时间稍有推迟。

　　胡乔木接到这个书稿后很是高兴，觉得它虽未能赶在当年7月前出版，但仍没失去纪念意义，况且它的作用本不限于节日的纪念，认为它正好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内容比较完善完整的党史，并相信会给尚在编写中的更详细的党史以许多帮助。

　　胡绳告诉胡乔木，如果因为时间太紧，不能看全部书稿，希望他务必把该书的第七（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八（“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九（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三章和结束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看一下。胡乔木看完这三章后表示很满意，认为写出了很多新颖见解。并说：“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段历史比较难写，现在对这段历史不但提出了许多首次发表的事实，而且作了比较确切的解释。”他对这章也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例如书中写道：1962年，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去资产阶级之帽，加上劳动人民之冕）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时，胡乔木加写了一段话：“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胡乔木在为该书所写的《题记》中，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力求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并说：“在这以前，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同样的书，的确没有写得同样好的书。”

　　在《题记》中，胡乔木同时指出这部书并非十全十美。然而即使是在谈该书不足时，其思维之缜密，表述之精到，辞章之考究，亦令人赞佩不已。他说：“党的七十年历史如此丰富，在一部四五十万字的书中不可能说得面面俱到，这是显而易见的。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详，必有所略。但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不免。而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究难悉当。至于编辑性的差错，恐怕更少不了。无论如何，写这样的书而能写成这样，是不容易的。虽然文出多人，稿经数易，终得集合众长，统一条理，成为一家之言。积年余之功，竟初创之业，尤属可贵。”难怪连国学大师钱锺书看后也是连连称叹。

　　1991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批准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出版。胡乔木在该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肯定这本书的特色“在于它并不满足于重复或者引申已有结论和研究成果，作者就党的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细节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并表示希望在进入21世纪时，该书要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先后获得“吴玉章学术成果奖”和“郭沫若学术成果奖”，至今仍是党史著作中公认的经典。

　　由上可知，胡乔木经历了从建党20周年到70周年逢十纪念的全过程，并为此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值此建党90周年，思想理论界更加缅怀一生为党立言的胡乔木，一致认为他的确无愧于“党内第一支笔”的美誉。

　　摘自《党史博览》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