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在苏北高邮某村庄，年轻的母亲已是我军的干部。因怀胎十月，收编在了军中的产妇队。那一夜前方情况紧急，还乡团正向这一带逼近，产妇队必须即刻转移，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母亲感到阵阵腹痛袭来。难道这时候就要生了吗？大家都有些不信，可是妇产科军医朱涛查看后，确信母亲即将临盆。朱军医令人将农家的两张桌子拼拢，铺上床单为母亲接生。

　　我在降临人世的那一刻是很不配合的，人们首先见到的不是我的头而是一条腿。时间和环境都不允许再做任何处置，她们将我的腿一条条拖出，而后是身体和头。可是在我脱离母体后，人们又听不到那一声初生的啼哭。朱军医把其他产妇的水瓶都收拢来，在盆里倒了热水，将面色乌青的我双脚倒提，拍拍屁股，又对着热气熏蒸脑袋，可我却仍然无声无息。天色将明，人们急忙将母亲抬上担架，又将不知死活的我交给卫生员揣在怀里，跟着部队上路。走了一村又一庄，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母亲在月子里辗转住了三十六户农家。因为产后匆忙上路，母亲原先准备的几块尿布都遗失了，她自己连鞋子也没有带上。产后第二日母亲赤足去河边，在冰冷的水里为我冲洗那仅剩的两块尿布。有时母亲凌晨三点起床，为我点火烤尿布，然后跟着部队走。到后来，母亲将她仅有的两条短裤撕开一条，给我垫上，她自己则一天长裤一天短裤交替穿。如此还不能解决问题，母亲就只好将不曾晒干的尿布裹在自己腹部，用体温捂干。

　　在持续的行军中，有一夜大雨滂沱，担架上的母亲将襁褓中的我一同塞在她的被窝里。天亮后，人们吃惊地发现我露在外面的其实是脚，而蒙在被子里的是头。可是我命大，没有被闷死。也许可以说，那时的我已经继承了我军的顽强战斗作风？

　　在我长到六七个月的时候，1948年的春季吧，母亲在大丰镇的学兵队工作。那段时间国民党飞机疯狂地向我军驻地发起进攻。大丰镇是一片夹在两条河流之间的平地，敌机来袭时目标集中，无处躲藏，母亲抱起我随人群一起奔向河滩。趴在河滩上的母亲抱着我，将手放在我的口鼻处，如果我出声便立即阻断我的呼吸，以保证群众安全。母亲低声祈祷：不哭不哭，毛毛不哭。值此生死关头，从不合作的我表现出了惊人的智慧——我选择了沉默。当敌机俯冲下来时，母亲甚至能看清那飞行员的嘴脸。敌机射出一串炮弹，拔高，再俯冲——结果发生了意外，飞机撞了一棵大树，机毁人亡，地上的人们得救了。

　　历尽千难万险，母亲与我都活到了今天。母亲如今垂垂老矣，感念母恩，我好想问一声：拿什么报答你，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