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创办“上海闲话”专版,为保护沪语做了件有意义的事,也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思考方言与共同语、方言与汉字、方言与文学这些又老又新的问题。
上海人不仅有权利在某些场合讲沪语,还要讲得好,讲得正宗,这个大家都谈得很充分,不会有什么疑义。
但有时方言权利不可让渡,有时又不得不适当地让渡,比如在“推普”的场合。如今有多少“农民工”和“外地人”让渡了与身居来的方言?上海人到了国外和“外地人”讲普通话不也很亲切吗?如果到了既非汉语又非英语的国家,能用英语交流也会很高兴呢。可见方言和人的关系不能看得太死,好像离开方言就一无所有。
普通话也并非空中楼阁,它在方言基础上形成,只是和某些方言近一些而和某些方言远一些罢了。对有文化的上海人来说,现在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隔膜了,至少不会彼此对立。“说沪语”天经地义,“说沪语”的限度也一目了然。
怎样“写沪语”?粤语基本有一套书写系统,一部分广东人能看懂,外地人(包括不识“粤字”的广东人)如读天书。“写沪语”也会碰到这个问题。所谓“写沪语”,主要是为沪语中的独特语汇确立合适的字符,但更多和普通话相通的沪语发音上的“大同小异”还是写不出来。如果照顾沪语发音与普通话的系统差异而去寻找匹配的文字,势必又要和粤语书写走相似的道路。
中国文化现代化方案之一,就是用统一的汉字写统一的国语。这个方案今天并未结束。在这意义上,现代作家对待方言的经验值得借鉴。假设鲁迅不用国语而用绍兴话写《阿Q正传》,懂绍兴话的人也许过瘾,广大读者却会叫苦不迭。被胡适之、张爱玲等大肆吹捧的吴语文学杰作《海上花列传》名气不小,但又有几个读者?作家用方言写作过了底线,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对现代文学书面语贡献最大的不是北方作家,而是南方文人,后者主动放弃“方言权利”,逼迫自己去学习、去创造“南腔北调”、“古今杂糅”、“中西合璧”的“文学的国语”。鲁迅、叶圣陶、郁达夫、茅盾、丁玲、沈从文、钱钟书放弃了“方言文学”的诱惑,坚持用“文学的国语”来“翻译”方言,非但没有丢失反而发扬广大了方言的文化特性。
吴组缃先生有篇文章叫《文字永远追不上语言》,认为方言灵活多变,有限的汉字无法忠实地记录。他建议放弃这个理想,转而发掘汉字本身的可能性。这后一点,即如何通过“文学的国语”把方言的奥妙输入文化共同体,恰恰是许多作家所欠缺的。我们不仅缺乏适当的记录方言的汉字,更缺乏对汉字和共通书面语的把握。有“沪语危机”,不是更有“母语危机”、“汉语危机”吗?
讨论方言不能局限于某一方言人群,要扩大开来,变成大家可以关心的普遍问题,否则不仅对方言以外的人意义不大,也会画地为牢,误导方言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