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夜，故宫推出了夜场，出发点或是传统内容的当代呈现，用“灯光秀”将公众从过去引到当下。事实上，对传统素材进行多媒体呈现，在这些年早已被广泛使用，目的是让更多的观众对传统产生亲和力，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增加了公共教育的感染力。故宫在不具备充分经验的情况下，作了这样的总体尝试，希望全方位调动观众五感，使其获得沉浸式文化体验的初衷，依然值得肯定。由此联想到，去年一整年，各大文化场所通过各种手段来打造“网红展”，同样引起了不少争议。这其实都涉及了美术馆的功能到底是什么的话题。“灯光秀”“网红展”可以带来客流，但如果一味地追求客流指标，不问客流在美术馆展览与公共教育中构成什么关系的话，就会出现问题。

　　关于观众人数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上海在展览史上有一个经典案例。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博物馆举办了波士顿博物馆藏品展，展出的作品从美国乡土现实主义到抽象表现主义。当时博物馆还在延安东路，展览时观众很多，但是波士顿博物馆却说，我们发现观众在抽象表现主义的作品面前没有停留直接走了，他们认为对抽象表现主义的介绍和推广在上海没有做好。就是这样有趣，这个事例正好暗合了在1939年格林伯格《前卫与庸俗》文章中的举例：一位观众正站在毕加索的画前，如果前面是一幅列宾的画，那他马上会掉头从毕加索转到列宾那里。

　　那年上博的展我也去看了，当时我也没有在那些抽象画面前停留，在一幅类似全白的画面前笑笑就走过去了，还有一幅波洛克的画让我看到了满幅的线条，后来才知道这是波洛克的风格。等到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研究推动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时候，才慢慢地回想起那次展览中，那部分抽象作品的重要性。但当时我们对这一段艺术史几乎是空白，是那个展览把我们向前推了一步。

　　当下生效于2018年6月1日的《上海市美术馆管理办法（试行）》，把美术馆的学术放在首位，鼓励做出版物和尽量考虑展览免费参观，这些都是从美术馆的展览和公共教育纯粹性原则来制定的政策方向。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政策上要鼓励的是创新机制，使之具备公益层面持续发展的特征。类似波士顿博物馆藏品展在上海早已不稀奇。美术馆的引领作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一种创新。美术馆应该让更多的公众知道哪些是有价值的创新，并有可能会给人们的生活和精神带来新的思考和享受。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创新会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成为时尚。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没有对价值待估的创新进行公益推广，只是一味追求网红化商业运营的话，无疑美术馆的非营利宗旨就会发生偏离。

　　网红展或者带有网红属性的活动，作为美术馆综合体中的一个运营组成，并非一无是处。它会给市民日常生活环境和文化消费带来一丝新意，肯定是有比没有好。冲突在于，假如网红展仅仅作为一种商业企图，又不能靠自身成为独立的产业，那么对美术馆的整体运营就是一种伤害。美术馆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时间段去做与学术没有关系的商业活动，比如车展等，把经济所得贴补到日常支出中，但不能将学术展都作类似的商业转化。我们必须讨论美术馆的学术运营和商业运营的界线，否则的话，美术馆拿着社会公共资助和政策补贴政策却仅仅做一些网红展，投资与公益价值完全不成正比，甚至打着公益的招牌在美术馆做网红展，就等同于借着文化商业之名逃避了美术馆作为国家公共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美术馆是时尚的预告者而不是时尚的消费者，为时尚的消费者而设的美术馆显然没有为时尚的预告者而设的美术馆来得更像美术馆。回到故宫的这次“灯光秀”，原意在创新，但引来的是争议，不过这种争议是有好处的，它可以促使大家在专业发展上进行思考，如何以新媒体形式转换古老视觉主题，确实是需要艺术家的费神耗时来找出解决之道，而不是简单地借用广告公司式的对流行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