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陈依弥——个子不高，笑口常开。在我眼里，她从不张扬，也没有什么威严。在《新中国外交五十年》的大型画册中，她则占有一席之地。她不幸英年早逝，留下很多令人钦佩的往事。

　　“文革”开始时，我刚上小学三年级，正赶上“读书无用论”的大潮，我整日无所事事，经常同一帮小伙伴逃学，琢磨干一些有趣的“恶作剧”寻开心。父母工作忙，无暇顾及我。即使这样，我母亲对我的一举一动仍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次，他们又逮到我逃学。这天正好是母亲的生日。她哭了，哭得很伤心。她说：“这就是你送给妈妈的礼物吗？”正是母亲这句饱含着泪水的话打动了我的心。从那时起，我决心努力学习，不让她失望。

　　由于一次偶然的突发事件，我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我擦干泪水，举目环顾时才骤然发现她生前做了那么多事。在我不得不面临生活的艰辛时才逐渐感受到她曾教会了我那么多的本领。在我遇到困难时才慢慢体会到她的不凡。

　　为“停战谈判”当翻译 

　　我从她那里学会了奉献。我母亲195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她很快便进入了外交部。当年朝鲜战争爆发，她被派往前线为志愿军做翻译。有人问她为什么放着安逸日子不过，冒险上前线。她的回答只有简单的五个字：祖国需要我。她先后两次入朝。朝鲜军事停战谈判期间，她一直从事英文速记、翻译和打字一条龙服务。

　　她曾两次参加日内瓦会议，两次在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官。那个年代，所有谈判和文件都要用手工速记，用打字机打，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差错。她经常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有时我在她办公室睡醒一觉后，发现她还在工作。当她确信所有文件完成无误后我们才能离开。这时多半已是满天星斗，连末班车也已经开过了。我只好和她步行三四公里回家。那时我只有五六岁。

　　与班夫人结“忘年交” 

　　我从她那里学会了敬业，学会了对工作精益求精。一个翻译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语句和新的词汇，比如中外的成语、医学、生物、物理和化学上的名词。为了提高翻译能力，我母亲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做了详尽的笔记，甚至“不耻下问”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她每一次发现新的词汇，都要填补在她用的英文字典上，以备查用。她像海绵一样，不断地汲取知识，才使她成为一个称职的高级翻译。

　　我从她那里学会了谦虚谨慎，不炫耀自己。在我整理她的遗物时，看到她与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女士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一起的许多照片。她同班夫人有着忘年之交。班夫人曾指示门卫，陈女士无需约会，可以凭身份证进总理府去见她。她替宋庆龄副委员长做翻译时，还兼她的生活秘书。她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态度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赏识。

　　吃着怪味饼却直夸奖 

　　我从她那里懂得了爱。我母亲是长女。她对弟妹的关心，对父母的孝敬，在家里是有目共睹的。我的外祖父家并不富裕，孩子又多。每当有好吃的时候，母亲总是躲到一边。等老人孩子吃完了，她才吃上几口。每当我想起这一幕时，我就想哭。

　　我的母亲是一个教育大师。记得在幼儿园时我就常常和父母一起做饭。有一次，我问母亲为什么做菜要放盐。她告诉我不放盐，菜就没有味道了。一次父母都不在家，我想做烙饼给他们一个惊喜。基于自己的喜好，便把糖揉在面里。做好第一个饼后，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没放盐。于是赶紧加盐。结果剩下的全都是甜咸混合的怪味饼。那个年代，面粉和白糖都是定量供应的，我当时内疚极了。可是母亲回来后，却一个劲地说，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那年，我刚好5岁。

　　为买磁铁跑遍北京城 

　　母亲鼓励我学习进取。按她的话说：“只要是合理，我们又力所能及的，我们一定支持。”8岁那年，我认识了磁铁。因为我对磁铁充满了好奇，她带我跑遍了北京城。一个一个商店走，一个一个售货员问。从早走到晚，就是为了让我有机会学到更多的知识。

　　我从她那里学会了独立思考。每当家里要做大一点的决策时，她总是把我像大人一样对待，要听听我的意见。在我表达了我的意见后，她还要我给出理由。久而久之，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做任何重大决定前必须要做充分的思考。

　　母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高大。她不仅仅给了我生命，她还以那似水的柔情，像雨露清泉一样滋润了我的整个成长历程。她对我没有什么说教，却以她自己的行动，教会了我如何面对人生，使我懂得了生活的真谛。

　　在世界各地庆祝母亲节这一时刻，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亲。

　　王朝华（5月10日发自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