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这个时候，本报与中华爱心义工联合发起满足1000位农民工子弟小心愿的“千予千愿”活动，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千予千愿”也被评选为“2006年度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之一。

　　一年过去了，生活在上海的农民工子弟还好吗？听说他们如今正在陆续进入上海的公立学校读书，他们能适应现在的新环境吗？“五一”前夕，通过本报的牵线搭桥，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大学生们，完成了一份“关于上海市流动儿童城市融入性的调查”，描述了这些孩子的现状。

　　背景

　　学生志愿者展开调研 

　　从2000年开始，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志愿者队伍与江湾地区的4所民工子弟学校结对子，定期去上课。这种“同城支教”的模式到去年9月有了改变。4所结对的民工子弟学校，3所停办了，孩子们各奔东西，约有200名进入公办的政立路小学。

　　公办学校的教学资源好，不需要志愿者继续去上课了。于是，同学们决定将联谊内容改为形式多样的课外辅导。同时，这200名农民工孩子在新环境里的生存状况，也引起了志愿者的兴趣，他们对此展开调研。

　　今年1月，江湾地区农民工子弟生活状况和社会融入的调研报告出炉。不过这毕竟是一份局部地区的调查，全市的情况是怎样的？在本报的牵线搭桥下，今年4月份，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水产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也加入了调查队伍。短短3周内，同学们走访了14所学校，完成了800多份调查问卷，其中260份针对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弟，其余问卷主要用于对比，分别针对公办学校的上海籍学生和民工学校学生。

　　差距

　　学习成绩相差最明显 

　　走进新校园，在孩子们的眼中，最直观的变化莫过于窗明几净的教室、长长的塑胶跑道、可口的饭菜……调研发现，78.8%的孩子都觉得新学校比原来的学校好。一位公办学校的老师告诉志愿者，有些农民工孩子甚至会趴在教室地上睡觉，因为“这里比家里还干净”；以前在民工学校，孩子们每周只吃一次肉，还是肉丝；但到了这里，天天都能吃到大排骨、狮子头。除了硬件设施外，公办学校在师资力量上的优势也十分明显。

　　尽管在同一个学校就读，农民工孩子与上海籍孩子在学习成绩上的差距最明显；三门主课中，又以英语成绩相差最大。

　　个别孩子插班进入五年级时，英语发音有当地口音，有的连26个字母也认不全；抄写词组时，如果第一个单词的最后一个字母和第二个单词的开头字母相同，他们就只抄一个；作业不会做，有些孩子对老师说：“老师，借我本抄抄吧，我实在不会做。”

　　志愿者在与老师的访谈中了解到，农民工孩子进校前所用的教材各不相同，江苏版、江西版、浙江版都有，开始学英语的时间与上海籍学生相比要晚三四年，因此基础较差。为了让他们能跟上进度，老师只能利用课余时间为他们补课。

　　原因

　　家庭条件与整体氛围 

　　此外，经济条件较差和父母文化水平偏低，也影响了农民工孩子的学习。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数以打零工为生，或者做小生意，收入都不高，80%的人没钱给孩子请家教、上辅导班、购置电脑，有些连复读机都买不起。有些父母虽然收入还行，但文化水平有限，平时忙于赚钱，没时间和能力督促孩子，反倒要孩子帮着做家务，照顾弟妹。还有家长抱着“反正以后要回老家读书”的想法，家庭教育意识很弱，明明9月份开学，10月份才把孩子送来，把学校当成了“托儿所”。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任远教授认为，除了要鼓励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办学校打开大门，向农民工孩子提供更多机会外，对民工子弟学校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应允许达到一定教育水准的民工子弟学校继续生存。

　　其次，农民工子弟生活的环境也影响他们读好书。比如，志愿者们在与农民工孩子聊天时发现，他们很多人都认为，读到初中毕业就差不多了，很少有人想去考大学。当回答“为什么”时，大多数孩子会说：“我们这里的人都这样啊！”

　　个性

　　淳朴可爱 知错就改 

　　成绩不好，并未影响农民工孩子的学习热情。在老师眼里，他们都是乖孩子，学习态度也很端正。老师规定做完作业回家，他们绝不会偷偷溜回去。

　　这些孩子大多淳朴可爱。复旦大学的志愿者张攀科讲了两个小故事：一次学校组织春游，老师发现一个农民工孩子的额头上有一块乌青，便询问原因。小孩说，是车上导游说话时拿话筒撞的，末了还补充一句：“他不是故意的。”这些学生在马路上看到老师，不管是不是教他的，都会主动打招呼。有一次，一位老师坐在公交车上，车已经启动了，孩子还在外面追着喊“老师，老师！”

　　老师们发现，只要给农民工孩子一点小小的关心，他们就会成长起来。一方面，这些学生更具小孩子的天性，刚进学校时有些“野”，但只要老师一说，他就会改正，因此上课纪律都比较好；另一方面，家庭环境的局限，见识体验的匮乏，使他们某些方面不怎么“开窍”，但只要稍微引导一下就会有效果，比如，孩子们接受捐助时，老师会教他们学会感恩。

　　融入

　　双方都应敞开心扉 

　　调查数据显示，针对“你觉得上海小朋友高人一等吗”这个问题，农民工孩子和上海孩子中，否定回答都占到了近80%；对“上海小朋友容易相处吗”的回答，83.1%的农民工孩子认为容易；另有66.9%的农民工孩子非常愿意与上海同学交朋友。这说明，这些农民工孩子正在慢慢敞开心扉，走出融入城市生活的第一步。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今后，外来儿童都将进入公办学校念书。目前，有些公办学校成立专门的农民工班，有些把农民工孩子插到上海籍孩子中间。一些老师认为，前一种做法比较合理，因为农民工子弟与上海籍学生在学习成绩、行为习惯上都有较大的差异，单独列班更有利于学习。但任教授觉得，后一种做法更有利，因为外来人口市民化关键要从儿童抓起。孩子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长了，互动交流多了，外来儿童会慢慢改掉一些行为习惯，学习城市生活的规则。

　　但是，仍有57.3%的农民工孩子认为，自己不是上海人。任教授指出，融合是双向性的，城市人的态度更重要，除了要消除对农民工、农民工子弟的偏见外，本地家长应鼓励孩子与农民工孩子多交流，“他们身上真的有许多值得城里孩子学习的地方。”

　　（为让社会更加关注农民工子弟这一群体，关心我们身边的“希望工程”，本报将于近期推出相关爱心公益活动，敬请读者留意。）

　　本报记者 徐轶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