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听说俞平伯留学英国只留了两个星期我觉得又奇怪又有趣。我那时候读了不少朱自清和俞平伯的诗文。沉迷颇深，启迪也远，常常爱说朱自清一九三○年代留学英国之后的笔墨跟写《欧游杂记》《伦敦杂记》之前不很一样；俞平伯倒是从来不脱梅窗疏影的韵致，学养与文字都十分华夏，消受不了欧风欧雨该是情理中的事。他和傅斯年都是胡适的学生，一九一九年北大毕了业两人决定赴英留学，胡老师自然高兴，临行师生三人还先陪杜威到济南请学才转去上海搭轮船出国。

　　“平伯忽然於抵英两星期后回国”，傅斯年给胡适写信说。“他走得很巧妙，我竟不知道。我很怕他是精神病，所以赶到马赛去截他。在马赛见了他，原来是想家，劝他下船回英，不听，又没有力量强制他下船，只好让他走罢。这真是我途中所最不快的一种经历”。傅斯年还说，“旧文学的根柢如他，在现在学生中颇不多”，他此次回国，“输人新知”的机会虽断，“整理国故”的缘份未绝，希望胡老师多多劝勉引导。俞平伯后来果然成才，五十年代大陆上批判他和胡适之的治学思想，我反而越发爱读俞先生的书。朱自清死得早，作品躲过大劫，却也渐渐钙化了。

　　俞平伯的字我尤其喜欢。去年五月，我托朋友在北京拍卖会上替我买到他写给苏联汉学家艾德林的那幅《牡丹亭杂咏》。那是潘亦孚的旧藏，我原以为此生很难再遇到老先生这样完美的墨迹了，没想到翰墨聚散之间，情缘还是有的。今年六月五日，上海拍卖会上竟又出现俞平伯、许宝驯夫妇一九五九年致艾德林的两通信札，还附了六○年一封明信片和六二年一个信封。

　　俞平老信上说：“昆曲研习社积极活动，十月三日、八日在长安戏院参加建国十年献礼，演出全部《牡丹亭》，社中同志都很兴奋。我近作小诗，杂咏记中故事，另纸录奉一笑”。他说的正是我在北京买到的那幅《杂咏》：《杂咏》下款题了“俞平伯识於北京一九五九年十月三日”；信札日期则是“一九五九年十月四日”；一日之隔的一封信和一幅字，经过漫漫四十六个寒暑，终於先后飘进我的书房聚首了！

　　在我，这是集藏游戏中一次美丽的姻缘。艾德林一九八五年七十六岁辞世，俞平伯一九九○年九十岁息劳，他们经历过的红彤彤的年代都过去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苏俄汉学研究鼎盛，阿列克谢耶夫满庭桃李，二三十年代给拘捕了一批。反法西斯战争中又死了一批。五十年代的汉学祭酒听说是艾德林和费德林了。艾德林早岁研究白居易绝诗，中岁专攻陶渊明，一九五八年常在古槐书屋与俞平伯“共读陶集，深有乐趣”。费德林不但精通古典文学，还钻研鲁迅、茅盾、郭沫若，跟艾德林合译过毛泽东诗词十八首，跟阿赫马托娃合译过《离骚》。

　　我刚读了艾德林《忆郑振铎同志》的中译本。也许是翻译生硬，也许是原文本来就单薄，艾德林的文章真是远远攀不上俞平伯的境界。俞先生给他的信上说：“苏联工艺精美，任何小品，我们都很喜爱。看到苏联的东西，更想起您的丰采了。”明明是沉郁政治气压下的客套话，老先生写来丝毫不减温润，跟他一手小楷一样从容，隐约还浮出他的老师周作人的淡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