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楼的历史背景，使它必定要和中国近代科学史牵上不解的因缘。 15世纪是世界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紧随着探险家脚步的是天主教徒,但神秘的中国依然紧闭着大门。叩门而入的访客，却因自恃“欧洲人主义”的傲慢被逐出境。“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这是耶稣会士沙勿略临死前的哀鸣。 但有一个人做到了——“文化适应”的策略使得利玛窦在中国站住了脚跟，不过帮助他逆转传教事业不是别的什么“锦囊妙计”，而是他带来的“西洋奇器”：自鸣钟、地球仪、星象仪、世界地图等等。“士大夫视与利玛窦订交为荣。所谈者天文、历算、地理等等，凡百问题悉加讨论”。1607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的刊刻出版，标志着中西科学文化真正交汇的起点。

　　数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算在六艺，古者以宾兴贤能，教习国子”。（刘徽《九章算术注序》）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是偏重以计算解决实际问题，因而被称为“算学”。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编纂的《原本》（Elements），则是以定义命题为基础，以推理演绎为主旨，构成了一个严谨的公理化体系。《原本》在西方数学史上一直被奉为圭臬，称誉为“盖世钜典”。从希腊文到阿拉伯文，从阿拉伯文到拉丁文，又从拉丁文到欧洲各种文字。两千多年以来在西方研习者不绝如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牛顿曾说过：“从那么少的几条外来的原理，就能获得那么多的成果，这是几何学的荣耀！”爱因斯坦也认为，正是这种“逻辑体系的奇迹，推理的这种可赞叹的胜利，使人们的心智获得了为取得以后的成就所必需的信心”。

　　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正是《原本》的前六卷。《几何原本》的翻译对中国的意义如何呢？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这样说道：“《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后又强调：“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

　　今年正适逢《几何原本》汉译400周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经开始触探更深层面的问题：汉译《几何原本》是怎样产生的？译者如何跨越从拉丁文到古汉语的语言障碍？古汉语能否准确表达西方数学的逻辑推理？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建立在对翻译底本认真研读的基础上。斗转星移，沧桑四百载。翻译底本今日何在？2006年笔者访问剑桥大学时，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珍本文献阅览室就曾借阅一过，当然这对国内研究者来说甚难亲睹，但幸运的是徐家汇藏书楼完好地保存此书的另一版本。

　　利玛窦来华传教前曾在耶稣会罗马学院求学，他的数学老师是著名的数学家克拉维乌斯（即“丁先生”），学习的数学教材就是老师编纂的《欧几里得〈原本〉15卷》，是书初刊于1574年，后屡次再版印刷。藏书楼中收藏的就是1591年版。每次给研究生上《科学史文献学》，都要带着他们参观藏书楼。透过泛黄的纸页，此刻学生们真正感受到了历史的凝重,而繁华喧嚣的徐家汇就在窗外。

　　明日请看《西洋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