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思果”终于抢走了真名的风采，认识他的人仿佛全忘了他叫蔡濯堂，只记得他是蔡思果，是蔡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认识他，我说“濯堂”二字飘着烟雨江南古老宅院的几丝秋意，亦庄亦严，雅秀极了；他喃喃说好是好，稍嫌封建，比不得“语堂”空灵：“你不喜欢思果这名字吗？”蔡先生愕然一问。我说十分喜欢，又带禅意又好听！蔡先生释然一笑。一辈子那样认真做人，一辈子那样认真做事，难怪思果始终在乎人家怎么看他这个人和他做的事情，连他自己起的笔名也上心。

　　蔡先生爱说他没有上过正规学堂受过正规教育，一生靠自修，我半信半疑：他的中文和英文实在好，比名门高徒还要好。初识那年他是《读者文摘》中文版编辑，跟汤新楣、张复礼鼎足扛起林太乙挂头牌的这本杂志，那是中文《文摘》珠玑字字的年代，香港台湾年轻一代读书界深受沐恩。蔡先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布道似地传布文字的品德，《文摘》退休一度在中大比较文学与翻译中心做访问研究员，跟乔志高、宋淇、余光中、陈之藩消受沙田的清风明月。

　　八十六岁的蔡思果于二○○四年六月八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病逝，岁月是梦，往事是烟，我追忆《文摘》之前我其实早就见过他了，似乎是在张国兴先生请客的席上，似乎是在铜锣湾亚洲出版社的书铺，我刚读完他一九五六年的第一本散文集《私念》，满脑子是书中英国十九世纪散文大家Charles Lamb的影子，蔡先生说蓝姆那篇〈Superannuated Man〉害他跟上司闹翻，“一气走出了我服务达十六年之久的举世闻名的银行”！

　　读了思果我才用心读蓝姆，客居英伦那些年还苦苦集藏各版本的《Essays of Elia》，E.V.Lucas厚厚两册蓝姆传也花了大钱买回家死啃。五四以来笔下亮得出晋末清谈逸兴的中国作家都爱过蓝姆，通读蓝姆，模仿蓝姆，周作人练出夜静山空的道行，蔡思果渲染月出鸟惊的本事，两人输的是蓝姆说理之酣畅，赢的是蓝姆陌生之禅机。思果盛赞吴稚晖小品更像蓝姆，我说不像，《臭毛厕与洋八股》跟《A Dissertation upon Roast Pig》，一篇是水面上的油花，一篇是水底下的卵石，襟怀云泥。

　　我做翻译的那些年案头长年供奉韩迪厚和思果的翻译论著，“当”字“被”字“地”字时刻视为禁忌，深恐错手一用，两位前辈鼻孔朝天嗤笑一声：“这是人话吗？”一九六九、七○给《文摘》翻译的文章一登出来我也总是逐字逐句核对一遍：那到底是思果他们修饰过的文句！我这一代人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跟蔡先生那一代人离得近，学会苦读中英文，赚得下半辈子谋生的颜面。《私念》里几次慨叹Lamb、Lucas、Belloc、Chesterton那一辈名家都给人忘记了；我想，连那位跟蔡先生论过学的早年港大教授英国名诗人Edmund Blunden知道的人也不多了。思果先生如今一走，中西文化古旧的后花园里又少了一块“使流水说出话来”的“石子”，寥落自是难免。我找出那年他给我写的一幅行草，卷轴里掉出他收到我父亲一幅字的谢函：“老伯法书收到。笔力苍劲，结构谨严，弟自南来叹为仅见！时人竞欲以书名世而根基浅薄，以视老伯功力之深，不当愧死耶”。这样的书札，古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