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47年1月，鲁南战役前后，我由江苏省苏北地区的华中军区宣传部调往山东，只我独身一人去报到。走了好几天，未料想正逢战事频繁，情况随时在变，幸好半途问到一位骑马的首长，才知道军部已撤离临沂，他告诉了我军部的新地点。要不是这位首长，可能我要遭遇上敌人，想想真险啊！

　　第二天总算赶上了正在转移途中的军部。这时方知文工团的一团和二团都去了前线。过了几天，通知我说，山东大学的文工团已编为军部文工团三团，要我先去三团。同时，从野战军前方送来二十多个军乐队员，军部决定成立一个军乐队，放在文工团三团，要我去负责这个队。当时懂得五线谱以及和声的人是相当少的，组织上要我担当军乐队工作也有从业务能力方面考虑的因素。记得在军乐队成立后的第一次见面会上，要我当众讲话。我向来不善言辞，毫无思想准备，憋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真把我窘惨了。

　　这小小的军乐队，乐器配备残缺不全，既无大军鼓也无低音贝司，失去了音乐的根基。当时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为追悼会奏哀乐。于是想出一个应急办法，到庙里向老和尚“征用”了一只中国大鼓，这面鼓一个人背不动，还远没有大军鼓那样浑厚的音响，但有了这面“冒充”的大鼓，加强了哀乐的沉重气氛，参与追悼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不久，枣庄战役以后又送来一些军乐队员和乐器，他们的业务水平也较前一批为高，队员增至三十多人，各声部的配备也齐全了一些，才基本上像个军乐队了。

　　这些队员都是来自国民党军乐队，被称之为“解放战士”。大多数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的贫苦农民，二十岁左右，最小的仅十四五岁，比较纯朴单纯。他们或被抓壮丁，或为生活所迫，在军乐队里混饭吃，又免得打仗送死，故大多数人解放后都愿意留下。他们虽没有文化，业务水平也差一些，但刻苦好学，肯苦练业务，所以进步较快。

　　由于乐器来自四面八方，各种牌号都有，音高很不一致。再加上不懂得保管，管子都已生锈，无法拔出来。由于通过调节乐器的音高使乐队的标准音一致，要靠伸长或缩短乐器的管子，于是在赶集的日子里就去集市上找铜匠想法把管子拔出来，这样就可以自由调节音高了。由此，我也从中弄清楚了铜管乐器的音高变化的规律，再结合我对乐理中的泛音原理而计算出来同一个音可以有不同的指法。当我在给队员上乐理课时作了讲解，并要他们按照我讲的方法，换另一种指法吹某几个音，果然灵验。他们只学了一种指法，不知道还有别种指法。因而使他们很惊讶：“别看这个队长自己不会吹号，却比我们还懂得多哩。”

　　还有一次，在我排练时有个别队员故意吹错音，以此来试试我的耳朵，结果被我“捉”出来了。从此，队员们才信服了我这个队长。这些都是和队员们混熟了之后，他们主动告诉我的“秘密”。实际上是我从乐队队员那里学到了有关管乐器性能的知识，为我以后写管弦乐打下了基础。回首往事，不禁使我深深怀念起革命队伍中那种同志友谊的温馨。

　　明日请看《〈打得好〉一曲创作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