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阅读并欢迎黄华同志九十五岁高龄之时出版其回忆录——《亲历与见闻》。

　　黄华同志可以说是我党仍健在的最老的外事福将和寿星。他的工作阅历十分丰富。他参加过我党在解放前的一段重要的对外工作——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共事并在国、共、美军事调处执行部任职。新中国诞生前夕，他被派至南京，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接触。建国后，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朝、中、美、韩关于建立朝鲜和平的谈判，陪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和万隆国际会议，先后任驻加纳、埃及、加拿大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任外交部长期间，他在邓小平副总理领导下，完成了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美建交等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未完成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我以为，这本书至少有以下几个亮点：

　　“一二·九”学生运动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对运动情况，已有不少报道，但多是后人的追记，黄华是当时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之一，从他的叙述中，更可让后人全面了解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形。

　　他和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的亲密关系，更是党内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经历。斯诺的《西行漫记》曾经影响了很多中国青年奔赴延安，我自己就是受它影响的人，而《西行漫记》是在黄华协助下完成的。书中对于斯诺访问陕甘宁苏区情况的叙述，是一段很宝贵的史料。

　　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半官方外交，黄华也是领导者之一。书中关于延安美军观察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活动，以及当时它们引起的影响，有着详细的描述。

　　解放初期，各地军管会忙于扫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巩固新中国的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远未全面展开，大城市的外事工作比较复杂，外侨、外资等工作都需慎重处理。黄华先后担任天津、南京、上海外侨事务处处长，承担这一繁重任务。特别是在南京期间，与司徒雷登的接触，是中美关系史中的特殊一页。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两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黄华都作为代表团的顾问和新闻发言人，参加会务领导工作并活跃于各国记者之间，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

　　由于他工作作风认真负责，深受周恩来总理赏识，很多开拓性工作，多委派他担任，如20世纪60年代，他任首任驻加纳大使、70年代首任驻加拿大大使，直至任第一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文革”期间，他出使埃及，是唯一未被调回国内参加“文革”运动的大使，周总理有意保留他作为当时唯一对外的窗口。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时，他是配合周总理在现场接待五团的领导人之一。他并被指定为同秘密来访的基辛格谈判的三人小组成员。

　　在他任外长期间，他又完成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外交成就，如实现中、美正式建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这些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都是经过长期艰苦的谈判后才实现的。

　　《亲历与见闻》以我国现代史为背景，从黄华工作的角度出发，阐述他对我国外交工作的体会，其中有对政府交涉的回忆，也有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感想。娓娓叙来，引人入胜。

　　《亲历与见闻》序（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