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2岁的时候，辗转到了鲁南临沂解放区，组织上知道我想上大学，就送我进了山东大学学习。起先我上的是文学系，因为我从小就想当作家，开学没几天，协理员就把我叫去，说领导想让我去文艺系学习。我当时并不知道文艺系是干啥的，协理员说就是“唱歌、跳舞、演戏的”，我想这倒挺好，就答应了。一句话定终身，转眼，我干文艺这一行已经六十多年了。

　　刚学了不久，蒋介石大举进攻鲁南，山大北撤，我们文艺系的学生就以“山大剧团”的名义，开始排练节目，到前线、农村慰问演出。演出的形式多样，有十来分钟的小歌舞，也有三个小时的多幕剧《白毛女》，配合解放战争的文艺宣传。刚开始，我们还只是穿着黑棉袄的大学生，渐渐地，我们的队伍庞大了，人员扩充了。1947年2月，山大剧团由华东局决定编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文艺工作第三团，与阵容强大的专业文艺队伍——军区文艺工作第一团、第二团并肩战斗在山东各地，我们光荣地穿上了黄军装，成了文艺兵。

　　战争时期的演出条件很艰苦，但台下看的人和台上演的人总是饱含激情，全身心投入。我们每到一个村子，第一件事就是问当地老百姓借木桩，掘土为台。因为白天国民党飞机不断地来轰炸，所以我们的演出总是在晚上。演出当天，现场竖一块门板，上写村里的通知：“今天有晚会。”演出时，前边的部队坐在个人的背包上，周围是老百姓，他们有的站在家里搬来的凳子上，有的索性爬上了树，用期待的眼神望着舞台。演出的服装，除特殊需要的，基本上用我们自己的衣服跟老乡换，散场再从老乡身上换回来。灯光照明也很成问题，前台只有两只汽灯，如果汽灯的纱罩被风吹坏了，就只好向乡亲们借铁锅，在里面加棉籽油点油灯了。

　　我当时除了演戏外，还负责后台，化妆用的油彩是用一种叫做锌粉的白色粉末加颜色调制的，画线条阴影是用面盆覆在煤油灯上熏的油烟，再加上油调制而成，眉笔用的是细木条，卸妆的时候就用工业用的凡士林往脸上抹，而且油里还有沙子，肥皂是土制洗衣粉肥皂，擦脸的纸是当时农村土制的粗草纸，很粗，用起来刮脸。

　　相比之下，行军要枯燥得多，而且还有危险。有一次行军途中，我们迎面遇上了国民党的飞机，飞机飞得很低，连飞行员的脸都能看清楚。当时文工团里只有两支“汉阳造”枪，我记得其中一支由曹鹏保管，但面对敌机的疯狂扫射，我们毫无反击能力，只好趴下隐蔽。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颗子弹打断了一位同志的腿，而另外几颗子弹打中了团长章枚的背包，幸好只是从他身后斜穿过去，没有伤到人，我们后来数了数，他的背包上被打出了3个大窟窿。

　　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文工团里却始终没有丢掉乐观的精神，我们的行军途中也有欢声笑语。有一次行军，队伍最前边的人传下口令：“大车要向左。”一个个往后传，传到炊事班的老同志那里就成了：“大葱油饼什么时候做？”后边的同志又往前传：“大葱油饼到达目的地做。”这段对话成了战友之间的默契。

　　正是这四年在文工团的经历，让我在思想和艺术上受到了许多教育和锻炼，为我之后从事电影表演，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明日请看《身兼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