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穿越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之后，中国之何去何从，思想家们的思考似乎要比政治家们来得更积极。民国成立后的短短二十多年中，一大批享誉国际的大师级人物被相继邀请到中国来“布道”，比如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玻尔、萧伯纳、卓别林……还有泰戈尔。

　　当时的执政府或山大王“戡乱”、“兼并”还来不及，哪有闲功夫听几位外国文士“扯淡”。出面邀请的人，绝大部分没有官方背景，他们是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或民间社团的代表。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借此改善和推进中国文化学术乃至社会的现状和进步。

　　过去，有些人总以为，把那些大师请来做演讲的人，无非是宣传和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即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些大师的立场和思想，就会清楚他们是多么的不同！再说，那些大师对于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的演讲，当然也不会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圣雄”甘地的所谓“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策略，只有对英国这样的殖民者才能奏效，倘若换作法西斯独裁国家，断无成功的可能。这已是常识，也可以说是泰戈尔之所以受到一些非议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来华的外国人多少都会出现这种认识上的缺陷，毫不奇怪。而大师的到来，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反响，也足以说明人们的脑子没有糊涂到偏听偏信的迷狂状态。

　　把那些大师请到中国，哪怕只是短暂的逗留，不管目的何在，客观上则显示了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开放意识、学术敏感和宽阔胸襟，与大师零距离的交流，以便更好地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思想”的理念渗透到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当中。从另一方面说，关注中国文化的前途，或者放大了说关注国家的命运，正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和可贵品质。

　　经过七八十年的历史沉淀之后，我们对此看得更为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