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辩论

　　泰戈尔一路不倦地宣讲他那博爱、宽恕、和平的主张，在中国的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纷争。

　　1923年10月，郭沫若就以一篇《泰戈尔来华之我见》掀起了反对泰戈尔的浪潮。文章中说：“‘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而“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

　　而当年最早将泰戈尔的作品介绍给国人的陈独秀，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发表了多篇政治性评论，指出：“泰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并且请泰戈尔“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

　　作为信仰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学者的林语堂在1924年6月也发表《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一文，批评“泰戈尔大谈精神生活也无过是一种反应……我们只须先认定他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所以谋自存之道，不是什么哲理……暗杀、革命、宪法改革都干不了，或不想干，于是乎有最无聊的一办法，谓之精神安慰。”

　　鲁迅1924年11月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篇杂文《照相》，其中提到泰戈尔访华时语带讽意：“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

　　与此相反的是，梁启超与泰戈尔神交已久，一见如故，甚至把泰戈尔比作千年前的鸠摩罗什。

　　胡适说泰戈尔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一个人”，还主持北平学界为泰戈尔举办的祝寿会，称泰戈尔“是诗哲，并且是革命的诗哲，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很大”。

　　徐志摩毫不隐瞒对泰戈尔的崇拜之心，认为泰戈尔“可称之曰圣、曰美，实与常人不同”。

　　泰戈尔的演讲词（节选）

　　余最初对于中国，实于印度大戏剧家嘉利达之剧中得知，盖其中有一场，风掣旗帜，流苏动荡，而此流苏，即为中国制品。在此种含有诗意之感觉中，即得中国文化极深之印象。中印两国，本有极深之关系，佛教之印度传来中土，即为中印两国文化互换之机会，印度以自身文化作礼品，赠诸中国，中国乐于接受，此种伟大的、牺牲的、包罗万象的精神，充溢于东方，因而造成东方伟大之文明。至余此来，实受一种感动，对于中国目前处境之危险、事端之纷繁、人民之痛苦，均所深知。每为祈祷，希望得安然渡此难关。

　　余之来也，非旅行家、非佛教者，实为求道而来，故余所携，惟敬与爱。余至中国，如居古庙，每觉背后有无数牺牲之精神，因得成就如此伟大之文化。惟世界日趋于败坏，故吾人在任何地方，均得见彼死笨无生气之痕迹，而予吾人以无限之创痛。即如余来上海，在城市间固未曾得见丝毫足以表现中国文化之精神，此诚深以为憾。野草枝蔓，损及田禾，此种现象，实所痛心。中国文化因物质文明而被创，犹之魔鬼展其破坏之舌，尽吞我生命之涎，欲不哀痛，又呜呼可？

　　以言文化与物质，则如谷粒比钻石，谷虽不如钻石之巨，而其真价值乃远过之。物质发达，真趣消失，将来世界，恐徒见闪烁死的光彩；欲觅生的物质，且不可得。即如印度恒河，固世界有名之大河，两岸风景，优美绝伦，今则烟突林立、机声盈耳，自然真趣，消失无遗，每为之唏吁长叹。惟吾人既生人世，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物质文明，也未尝无所用。余之所言，盖因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位置，颠倒乖乱，遂造成无限之恼闷。

　　余非政治家、亦非外交家，不过一纯粹之诗人，只知心有所感，尽以告人。见兹中国文化，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不得不据实以告深望于人人心中，引起反抗的精神，以维护东方固有之文化。而此种工作之具，尤非牺牲不可……

　　泰戈尔：争议中的上海之行

　　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大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不仅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巨匠，而且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上海是泰戈尔1924年4月-5月、1929年3月和6月三次驻留之地，尽管最为轰动、影响广泛的首次访华诱发了中国文化界的极大争议，但其在上海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一页篇章，今天依然是值得纪念的。

　　迎接泰戈尔

　　1924年3月21日，泰戈尔以64岁花甲之龄，携印度国际大学教授、梵文学者沈莫汉，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国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宗教学教授塞纳，泰氏大学葛玲教授和纳克博士等六人，乘船离开加尔各答，开始他的中国之行。

　　为了迎接泰戈尔访沪，文学研究会会员徐志摩、王统照两人，当天就从北京动身来上海，“徐为氏作译员，王则为氏编辑演讲纪录”。当时准备欢迎者，除文学研究会外，还有上海青年会、中华教育改进社、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团体，所以还设立了“组织委员会”，“请郭秉文、殷芝龄、刘湛恩三君为委员，已定沧州旅馆为泰戈尔之寓所”。

　　泰戈尔人未到，著作先热。就在泰戈尔抵达上海的这一天（4月12日），《申报》刊登了商务印书馆发布的一则“欢迎泰戈尔”广告：我们盼望好久的印度大诗人兼哲学家泰戈尔氏已经来沪了！我们于欢迎之余，对于他的思想和著作，要有一番研究才是，那么下列各书，都是我们亟应阅读的。这些书刊包括：《塔果尔及其森林哲学》(冯飞译)、《新月集》(郑振铎译)、《飞鸟集》(郑振铎译)、《泰戈尔戏曲集》(瞿世英译)、《谦屈拉》(吴致觉译)、《春之循环》(瞿世英译)、《小说月报·泰戈尔号》。民智书局也推出了泰戈尔《人格》一书。难怪《民国日报》不无调侃地说：泰戈尔“平生所作诗歌甚富……此次泰氏来沪消息传播后，此种出版品销路亦为骤增”。

　　上海，给了泰戈尔热情的拥抱。

　　精彩演讲词

　　4月11日，吴淞口外大雾迷茫，“来沪各轮多遭阻住”，一直到12日上午9时30分左右，在晨曦薄雾中，“热田丸”号终于“至杨树浦之汇山码头停泊”，“到船迎接者，有徐志摩、张君劢、郑振铎、殷芝龄、刘湛恩、潘公弼、钮立卿等，本埠印人与日人往迎者，亦有30余人”，《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等中外媒体，也到现场采访。

　　一踏上中国的领土，泰戈尔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密的兄弟。”

　　泰戈尔在接受东方通讯社记者采访时即席阐述来华宗旨：“予此次来华演讲，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之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之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拥提携。”

　　上岸后，泰戈尔即来到静安寺路的沧州别墅23号、24号房休息。泰戈尔告知徐志摩等人，因“近来身体不甚康健”，加以“不甚喜在公众演讲，愿与少数人聚谈”，虽然这次将“演讲东西洋哲学，惟仍不喜多见客”，所以，即便是印人“群访者甚多，仍不肯接见”。

　　下午5时，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泰戈尔一行游览了上海的龙华古寺，观赏了正在盛开的桃花。晚上8时，泰戈尔在沧州别墅与徐志摩、瞿世英、张君劢、殷芝龄等人小酌。席间宾主言谈甚欢，“至9时半始散”。

　　4月13日上午10时，泰戈尔携徐志摩等游览哈同花园。下午2时，参加本埠闸北印人欢迎会。4时-6时半，上海自治学院、讲学社、中国公学、文学研究会等四个团体假借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37号张君劢家草坪，举办欢迎泰戈尔访华茶话会。

　　到场名家有徐志摩、张君劢、郑振铎、殷芝龄、张东荪、黄柏樵、朱经农、陆鼎揆等百余人。4月14日《民国日报》描绘其中的场面：“场中前方用桃柳标栏环成半圆形，中置红绒沙发，备作泰氏座位，来宾席设后方，计划百余人，席不能空，则均蹲坐草场。”

　　在与会者热烈欢迎声中，泰戈尔发表了来华（上海）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

　　鄙人不能操华语，以前又未至中国，与人民相接触，且非一演说家，只为一诗人，故在众人前发言，略觉胆怯。致此次之来华，盖因春日和暖，万象更新，诗人亦觉思动。惟余只为一诗人，实难有贡献。诸君若有所求，贵国自有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及其他伟人在，故欲希望余有所贡献，却为难能之事。但中印同为东亚之国，故余临是地，较至他处为亲热，两国国情虽有不同，而余又不知华文，然余甚亲近诸君，敬爱诸君，两国人民犹如兄弟。又为事当存信心，若有信心，事必成功。吾人对于世界，当不分种族，互相切磋，择善而从。吾人可将此道由东方推行至全世界，尚劝道不尚武力，并望华印两国之友谊，日益增加……

　　4月14日，泰戈尔一行去杭州游览。回沪后的4月18日下午3时半，文学研究会、江苏省教育会、大同中学、中华学艺社、青年协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约翰大学、中国公学、申报等上海20多个团体，各界人士约1200余人，假座商务印书馆，开会欢迎泰戈尔。

　　欢迎会由沈信卿、聂云台联袂主持，沈信卿先致介绍词，指出泰戈尔此来“不仅东方精神，得以表现，而全世界和平之朕兆，亦得于诗人之精神中”。王岫庐致欢迎词，称赞泰戈尔“以诗人言，则为世人所尽赞许；以教育家言，则其事业于世界教育史中，独辟一新地位；以哲学家言，则在融合东西洋及黄白人种间文化之功，亦可称道”。随后，“衣玄色长袍，冠红帽，仪容庄严而肃穆”的泰戈尔发表演讲，由徐志摩翻译。

　　期间休息，由周映湖演奏古筝名曲《普庵咒》，曲调悠扬婉转，很是动听。泰戈尔“亦凝神静听，若甚有感”。

　　散会时，已过6时。

　　晚上8时，各团体代表在北京路功德林素菜馆宴请泰戈尔一行，赴宴者中外人士共60余人。

　　席间，宾主互致谢词，并欣赏了古筝和京剧名曲。9时半散席后，泰戈尔一行意犹未尽，即至第一台观京剧，12时赶赴招商码头，19日晨北上南京，继续他的中国之行。

　　5月25日，泰戈尔北上演讲后回到上海。5月28日，泰戈尔离开中国前夕，在上海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告别辞”，其中有一段说：

　　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动摇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5月29日，泰戈尔一行即启程去日本访问，继续他的东方文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