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和何理良到北京机场迎接斯诺夫妇

　　1970年8月，斯诺要作为第一个西方记者来看“文革”中的中国。他对中国怀着深厚的友情，一直关心中国发生的一切。西方传媒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使他迷惑、忧虑，他想亲自到中国来看一看。他写信给在中国的老朋友，甚至写信给毛主席，询问访华的可能性。外交部有个高官，不想让他来。但毛主席认为应当请他来，不仅让他来看看，还有些想法要让他传播出去。于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受命把斯诺从瑞士请到了巴黎，同他谈了访华的事，问题迎刃而解，斯诺夫人洛伊斯也被邀同行。1970年7月31日，斯诺夫妇从瑞士乘飞机到香港。斯诺这时的身体太虚，又有高烧，一直休养到8月14日才坐火车抵广州，再换飞机到北京。《华盛顿邮报》的观察家说，斯诺的这次访华是中国人有兴趣发展与美国关系的信号；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也发电至华盛顿说，这次访华有利于创造中美关系的奇迹。

　　我和何理良到北京机场迎接斯诺夫妇。去接他们的还有斯诺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大夫等人。斯诺一下飞机，就同我热烈拥抱，我们正好有10年没见面了。回到中国访问使斯诺兴奋不已。他对看见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和新鲜，连机场路两旁的整齐的杨树也令他赞叹不已。“啊，看哪!”他说，“这些树都长得那么高了。”斯诺告诉我，他和现在的夫人洛伊斯结婚也有20年了。说她原来是纽约市的一位话剧演员，对中国的舞台艺术很感兴趣，早想来中国，但是以前一直没有机会。还说，他们有两个孩子，男的叫克里斯多弗，女的叫西安，现在都在瑞士。斯诺性子很急，也很坦率，一开口就要我们这些老朋友向他介绍最近5年中国的情况，并说说这次邀请他访华的原因。这两个问题，他后来都得到了权威的和有说服力的解答。

　　两天以后，斯诺夫妇在颐和园同朋友吃晚饭，突然接到周总理的邀请，去观看一场中国乒乓球队与朝鲜队的表演赛，并同他交谈。周总理在落成不久的首都体育馆会见斯诺，自然给在场的各国外交官留下非同一般的印象。总理先同斯诺谈了当时中国党和人民关心的防骄破满问题，未点名地批评林彪。从表情上来看，斯诺一点都不明白防骄破满的含意。总理还建议他先到外地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一段时间。斯诺急着要去采访毛泽东、周恩来和了解中国情况，哪里舍得花时间去休养，他婉谢了总理的好意，同意先去各地参观访问。会见中，总理对美国情况问得很仔细，斯诺则询问中美关系是否有机会创造新的开始，总理说邀请他访华就是希望对此问题找到一个答案。

　　当时总理劝斯诺先去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的建议背后确有重要原因。那时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野心膨胀，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三番五次提出要修改宪法和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要年迈有病的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实是想自己取代并当国家主席。他的主张几次被毛主席否定，但他仍坚持己见。周总理这时的工作非常繁忙，因8月下旬即要召开十分重要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之一是修改宪法，即是否要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当时有不少人在跟着林彪摇旗呐喊，因此有许多说服工作要做；第二个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方案问题，这事也因“四人帮”蓄意阻挠，要通过并不容易；其他议题是毛主席极关心的备战问题，需要大量投入，如何解决等。由于这些问题都很棘手，毛主席和周总理尚无暇顾及斯诺的采访问题。

　　根据总理的指示，从8月下旬起，我和何理良及外交部的两位英文翻译徐尔维和姚伟同志，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外地参观。我们参观了清华和北大，包括斯诺上世纪30年代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时的燕园。在林巧稚大夫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然后参观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二七机车厂和河北省遵化县那个三条驴腿起家的生产大队。接着飞西安，去访问延安和保安。1936年斯诺和马海德骑着牲口到保安去的那条峡谷小路，现在是宽阔的黄土公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