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陪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

　　我们的汽车快到保安时，路旁突然钻出许多欢笑的孩子，向我们欢呼。斯诺像回到故乡一样，充满怀旧的深情。他寻找毛主席当年住过的窑洞、红军大学旧址和他当年住过的招待所，还同我在毛主席旧居前照了张相。斯诺夫人告诉斯诺，她看见许多人穿着旧的、打补丁的衣服。斯诺说，当年保安的老百姓一人只有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上衣在夜里还要当被子盖。还说：1936年这里只住着100人，现在有3000人；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只有1家小铺子，红军是在小祠堂里开群众大会的，现在这里有13个手工工厂、1个机修厂、1个发电厂，主要街道两旁全是小商店，还有1家小百货公司、1个有1000个座位的戏院。老百姓的住房、穿着和饮食虽然很简单，同过去那种赤贫的状况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保安的领导人在新建的政府办公楼热烈欢迎我们，欢迎宴会则在露天举行。干部和农民同我们一起吃新鲜的玉米、烤红薯、陕西式的大米捞饭、辣子鸡和红烧猪肉。老区的干部和群众对斯诺这位美国老朋友是有真情的。

　　我们回到北京，很快又乘飞机去沈阳和鞍山参观，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到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汉访问。斯诺对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和从电影上看到的成昆铁路的建成赞赏有加，他没有想到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中国完成了这些伟大的工程。他的身体并不好，却坚持一步步走完2公里长的长江大桥。在上海，出面接待他的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津津乐道地叙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发动的经过，长时间介绍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然后讲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斯诺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们今天。这时他忽然站起来说，你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弄得徐景贤很尴尬。自1936年就打从心眼里敬佩红军的斯诺是生气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斯诺这样生气。

　　再次回到北京后，10月1日，我陪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毛主席在城楼上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各国驻华使节握手致意后，请周总理来邀斯诺夫妇去主席那里，主席同斯诺作了一些交谈，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大约有40分钟。事后毛主席说，这是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斯诺是个十分认真和勤奋的记者，看重实地调查，爱同各种人接触交谈，他这次访华也是如此。他也喜欢一个人到街上走走，用他那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同人聊天。有一天晚上，他走出北京饭店到后面的小街散步，看见一些人在排队买烤白薯，那是他最喜欢吃的，于是也排在人群中。轮到他买的时候，老头儿向他要粮票，他才明白在中国那时买粮食包括买白薯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他赶忙回饭店向我要了粮票，才吃得上那香甜的烤白薯。

　　12月7日，周总理给我写了封信，要我向他报告斯诺夫妇访问了什么地方、工厂、学校，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总理提醒我，在我的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见斯诺；更不要提请总理见斯诺。总理要我报告斯诺的访华情况，是理所当然；对我的那些提醒，倒出乎我的意料。实际情况是，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后，尤其是以林彪和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又勾结又争夺最高领导权力的险恶图谋已有明显表露。1970年8月、9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言又提出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其打手陈伯达鼓吹天才论，这个集团的篡权意图被毛主席迅速识破。江青一伙则利用手中权力阻挠国民经济计划的通过和执行，不惜使中国的经济走向崩溃。这个集团抛出极左口号蛊惑人心，不断攻击周总理，妄图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国家处于逆境之时，周总理心急如焚，忍辱负重，又要应付“文革”的局面，又要冲破种种障碍推动生产，但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林、江之流从人民手中篡夺最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