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巨大的火球，比篮球场还大，奔腾着从天而降，没有人看到它是怎么窜进兴业村小学的。一瞬间，相当于三峡水电站装机总容量1000倍的能量找到了出口：7个孩子死亡，还有48个孩子身上留下了死神的手印。对他们的不幸，无论医疗技术还是其他救助途径，都无策以对。

　　雷击时没疼痛

　　事后每天抽搐

　　吴洁，重庆市开县义和镇兴业村小学四年级学生。2007年5月23日下午4时快要下课时，突然接连打起了雷。第一声不算大，第二声很大，第三声雷刚响起，学生们就倒下一大片。

　　教室里没人看清楚那个比篮球场还大的火球是怎么飞进来的。遭遇致命一击时，吴洁没有恐惧，也没感到疼痛。苏醒后，她发现自己被抬到老师的办公桌上，双脚很麻、头脑发晕，那时她还不太害怕。

　　雷击过后，有7个孩子再没站起来，48个孩子经抢救死里逃生，吴洁是幸运者之一。不过，幸运来得并不彻底，每天至少发作一次的抽搐不断提示着：雷电对她的打击远未结束。

　　“手疼，脚疼，脑袋疼。”一听吴洁呻吟，爷爷、奶奶、祖爷爷、祖奶奶就得赶紧把她带到床上，拽着她的腿和胳膊又搓又拍，还要轻轻按摩太阳穴。即使这样，吴洁仍然蜷缩成一团，双拳紧握，脚趾紧抠。

　　这时，她会满床翻滚，脚和手把床板踢打得嗵嗵响。枕巾、衣服、碎布条，床头的这些东西，被她顺手就抓走蒙住脸，捂住耳朵。老人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吴洁安静下来，看她的手指和脚趾渐渐松弛——这意味着几分钟后，吴洁会清醒过来。

　　遭遇雷击之后，吴洁几乎天天抽搐，少则1次，多则5次。每次短则十几分钟，长则两个多小时。这段时间自己做了什么，清醒后的吴洁没有任何记忆，也不觉得丝毫痛苦。

　　不仅是吴洁，其他幸存学生的病痛，集体证明着雷电的余威：

　　张意明（四年级男生）：路走得稍微多些，左腿会疼，疼得哇哇大哭；天一阴就紧张，不让开电灯和电视，甚至连电闸都得关掉。

　　扈月英（六年级女生）：身体发虚，爱出汗，常头晕；脾气大了，反应变得迟钝，不愿意说话，经常一个人发呆。

　　扈维苇（六年级女生）：几乎每天至少昏厥一次，有时候昏厥前有征兆，有时候突然就仰面跌倒……

　　癫痫还是癔病

　　求诊留下问号

　　雷击当日，包括吴洁和扈维苇在内的48名伤者被送往开县人民医院抢救。在医院过完“六一”儿童节后，两人一起出院回家。医生说，经专家组检查鉴定，他们的生命体征已经完全正常。“6月1日晚上，我还头疼得厉害，肚子也痛得厉害，医生给我打了针。”吴洁说，住院期间，她经常头疼。爸爸吴宗林向医生反映了这一情况，但医生坚持说，吴洁一切正常，可以出院了。

　　之后，女儿不断发作的病情让吴宗林决定让女儿到重庆看病。新桥一家医院神经内科专家让吴洁做脑电图：没有任何异常，诊断书上写道：雷击伤后，癫痫？医生留给他们一个大大的问号。另一个孩子——扈维苇去医院，也只得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6月24日，维苇跟着妈妈再次去开县人民医院，两天后拿到的诊断是：雷击伤后，癔病？

　　吴宗林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女儿天天有肉吃，多跟女儿通几个电话。为此，他花580元钱在女儿床头装了部红艳艳的话机，花1700元钱搬了台橘黄色的冰箱回家。这些钱，他要苦干两个多月才能挣够。

　　无奈自我拯救

　　发明心情疗法

　　“女儿原先活蹦乱跳，自从雷击以后变了很多，浑身上下都是病，这显然是雷击造成的。但医院有机器查不出问题，死活不给开雷击导致病变的证明。”吴宗林一脸无奈地说，“一条路死了，其他路也跟着死了。”

　　7个遇难学生都买了同一种保险，事后，其家属各得6000元左右的赔偿。“死了的才有几千元，活着的能给几个钱？”

　　孩子的病谁管呢？吴宗林向学校咨询，兴业村小学负责人刘定松说，雷击是天灾，学校没有责任。吴宗林找到政府，开县副县长邓有国及其秘书胡军答复，雷击受害者可从三方面寻求经济支持：第一，向义和镇政府申请困难救助，最高限额1000元。第二，从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最多可报住院费的40％，上限是1万元；第三，向保险公司索赔。

　　因为找不到有效的救济途径，吴宗林只好自己想办法。“打针吃药，好像都没有逗她开心管用。”爸爸吴宗林说，自从装电话后，他几乎天天和女儿通电话，感觉女儿的脾气小了很多。心情一好，发病的次数和时间都会变少。吴宗林悟出的“心情疗法”，其实已有不少雷击后遗症患者在尝试。

　　上世纪90年代初，遭过雷击的美国人马斯布恩发起成立雷击幸存者自助协会。协会最重要的内容是，会员们可以尽情倾诉自己的不幸。相同的经历使他们更易交流，在倾诉中自我疗伤。

　　据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