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这一历史性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群众欢欣鼓舞

　　《上海公报》开始了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但还有许多事要做，许多障碍要克服。由于我常驻纽约，基辛格建议在他和我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并行的、中美间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此提议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当中美双方讨论互设联络处时，基辛格仍要求继续保持纽约渠道，中方的答复是：机密的、紧急的、不便用联络处的事，还是用纽约渠道。于是，1972年和1973年，我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多次会晤是在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43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我和基辛格会面时，我方出席的有过家鼎和施燕华，美方出席的有温斯顿·洛德。美方派一辆陈旧的轿车直接开到我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地下车库接我们去43街。基辛格和洛德两人准时在二楼的一间客厅里等候我们，并为我们准备了茶点和咖啡。双方各自坐下后，寒暄一番，即进入正题。在寒暄中，基辛格谈笑风生，并享用着茶几上的点心。会晤的内容，主要是基辛格向我通报美苏核会谈、在巴黎的美越会谈、美日关系等情况。我们也就一些国际关系问题互通信息。我还曾就美机入侵广西，投弹，发射导弹，在越南炸沉中国渔船等事向基辛格提出中国对美国的强烈抗议。会晤情况，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宫报告，美国国务院对我们的会晤一无所知。我们向国内的报告也是绝密的，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一概不过问。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来往。它避开了媒体，免受外界干扰，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安排了基辛格的几次访华，推动了中美之间的一些贸易、科技和文化往来，使中美双边关系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也是我在纽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71年10月25日晚，第二十六届联大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和驱逐蒋介石代表的第2758号决议。联大决议通过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先生（缅甸人）即向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发来电报，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大。

　　这一历史性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群众欢欣鼓舞，欢迎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中央决定立即派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毛主席提出由乔冠华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关于常驻代表人选，周总理建议说，就让黄华做副团长，会后留在纽约当常驻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代表。毛主席说，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4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周总理说，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毛主席说，好，那就这么办。

　　11月1日，我接到国内关于我任代表团副团长和联合国常驻代表的指示，并要我于9日自渥太华赶赴巴黎与代表团会合，一起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两天后，周总理指示我打电话给吴丹秘书长，请他转告联合国秘书处的中国籍官职人员：“中国政府请他们坚守岗位，继续工作，不要为其前途担心。”我们代表团到达纽约后，联合国秘书处中国籍官职人员绝大部分都高兴地表示愿继续为新中国代表团工作，还主动介绍情况，献计献策，帮助代表团同各方面建立联系。他们中许多人的事业心和业务能力很强。如1919年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先生的女儿顾菊珍女士，是联合国秘书处非洲司司长，就同我代表团合作得很好。

　　11月9日，我向特鲁多总理辞行。首先我感谢加拿大对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可贵支持，然后，我表示匆匆离任，十分遗憾，在加拿大工作的时间才4个月，还未来得及为发展中加友谊多做些事。特鲁多首先祝贺我的调任，还非常友好和谅解地说：“我们真的感到很荣幸，因为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是从加拿大去的。”我表示，联合国应该成为世界各成员国共同管理的组织，不能像过去那样为少数大国所垄断。中国会同广大成员国良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