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兴宇先生的逝世，让我想起与他的一次交流。

　　1986年底，我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舞台上，观看了由当时的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话剧《和氏璧》，被强烈地震撼了：沒有什么布景，沒有显眼道具，一切都是抽象的，但是声光、服饰之美妙，演员美好、熟练的肢体语言，不凡的剧情，笼罩住观众的神情；而主人公的每一句话，都激动了观众的心弦。这是形体、诗意化的舞台和古老故事与现代生活的缔结。

　　这就是20年前，作为话剧导演的文兴宇对话剧样式所做的有益的探索和贡献。正像孟京辉所说:“文兴宇的艺术成就并不仅仅是塑造了《我爱我家》中的老干部形象，他最为辉煌的成就在话剧舞台上。” 

　　看了戏后的一天，我应约来到了文兴宇的家中，聆听他侃侃而谈他的《和氏璧》。

　　“这个戏很难排。”文兴宇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故事太简单，没有戏剧性，没有动作可言；大段的、充满哲理性的独白，又是横亘在观众和创作人员之间的沟壑。”是啊，当时话剧不景气，话剧演出不赚钱，这个戏的经济效益在哪儿，更是对作为导演的他的考验。好在文兴宇和他的合作者就如卞和，紧紧抓住真理不放，到底把“玉”剖出来了，献给了我们。

　　文兴宇分析这个戏是“三个特点”、“三个对策”。

　　首先，这个戏不像一般的历史剧，讲一个精彩的故事，有几个具有动作性的鲜活人物。而《和氏璧》只是一个寓言似的故事，与其说是主人公卞和，不如说是作者自己与当代人的对话。因此历史本身在这里显得并不重要，而是追求创作人主观理想的体现。

　　其次，作者不想表现故事的情节性，没有视觉强烈的舞台行为，戏里的一切冲突，凶吉、祸福、是非、真伪等完全靠观众去意会乃至发展。

　　象征性强又是这个戏的焦点。那块实际上并不出现的“美玉”本身就是象征，象征卞和的精神、象征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再比如“接生”一场戏，属于可有可无，它表现的是生孩子的过程，实质上，象征人生的缩影。

　　这么一出戏，用传统的手法显然不合适。文兴宇提出通过舞台、人物，把戏内在的内容外化成舞台的可视形象，人物的舞台行为。

　　把“古远、民族、现代”和谐统一起来。“和氏璧”三个大字，是汉民族独有的篆字，既是字，又似画；服饰用的是很糙的绳草（绳草是很古远的）；里面的紧身衣，外罩透空的大网子，这种手段又是现代的……

　　“这有点冒险，”文兴宇并不掩饰他的得意，“你排斥观众传统的欣赏习惯，观众就会提意见。有个观众写来信，说我这一元钱（那时的票款）白花了，怎么没看见漂亮的服装道具，没看见显赫的城墙宫殿？你们到底要让我们看什么？所以，我们真是冒险！”

　　文兴宇1960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64年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开始长达20多年的话剧生涯。文兴宇主演的话剧有《枫叶红了的时候》，而他在中央实验话剧院最成功的还是在戏剧导演方面。他的阐述和《和氏璧》的成功，让我接受了这一点。

　　中国的话剧需要这样的好戏，需要像卞和一样执著的人——文兴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