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很注意同美国友好人士和旅美华人联系

　　初进联合国时，由于力量和经验有限，除安理会之外，我们仅参加了大会、第一委员会、特别政治委员会、经济社会理事会、行政预算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的工作，后来才逐步扩大参与的范围，做到各主要委员会均有我代表参加。联合国组织的五个主要机构中，有一个名为托管理事会的，它是审理强国对托管地的政策的机构，我国对之不予介入，故声明不拟参加。对某些机构，我们采取观察和暂不参加的态度，如维持和平行动，以及政府间专门机构中的国际劳工组织（ILO）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等。对裁军谈判，我们采取了揭露超级大国假裁军，真扩军的立场。随着我代表团力量的增强，我们逐步参加了上述机构。为了在某些问题上保持超脱，避免卷入两个超级大国的争斗，我们在联合国一些会议的投票中创造了一种“不参加投票”的方式。

　　在联合国，我们同不结盟运动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集团——七十七国集团的关系密切。七十七国集团最早成立于1964年3月举行的贸易和发展会议期间。在我国代表团到纽约后，这个集团已经有一百一十多个成员国家。集团中起核心作用的国家有：南斯拉夫、阿尔及利亚、墨西哥和印度等十多个国家，他们在重大的议题审议和谈判中，为了集中表达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往往在正式会议前开会，商量原则立场和表态口径，委派一二名代表在正式会议上发言，由其他七十七国集团的成员国代表作补充。七十七国集团在国际政府间组织和国际会议上是一支同北方国家对阵的重要力量。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苏联原有的结盟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早已名存实亡，中国是一个真正的不结盟国家。但是我们当时考虑从七十七国集团的外面支持它更为适当，未申请为其成员。后来我国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已经是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组成的七十七国集团的活动。

　　在纽约，社交活动可谓繁忙至极。一百多个常驻代表团每年都要举行自己的国庆招待会，其国家元首或政府要员来纽约，又要举行招待会，各代表团之间不断宴请，以加强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尤其是大会期间，代表团的主要外交官每天甚至要参加四五场活动，当然这些场合都是介绍本国立场和了解有关情况的最好机会。

　　除了忙碌的多边、双边交往外，我们很注意同美国友好人士和旅美华人联系，很注意同秘书处的华籍官职人员交往。我常同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等博士晤面，时有互访，并经常同海伦·斯诺、约翰·谢伟思、塞缪尔·罗森、E格雷·戴蒙德大夫及夫人玛丽和杜波依斯博士之子戴维·杜波依斯、我代表团律师马丁·波帕等聚会。代表团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代表团每年的国庆招待会分两天举行，应邀来出席的客人共有上千人。

　　根据国际协议，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曼哈顿岛，联合国会员国不论同美国是否具有正式外交关系，其人员都有权取得签证居住在纽约。在1971年，尼克松尚待访华，中、美两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对于美国来说，当时中国还是一个敌性国家。美国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人员的行动不得超过纽约市哥伦比亚广场以外20英里半径的地域，其地位如同其他美国的敌性国家古巴等一样。如需要去超过20英里的地方，须在48小时前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并获得批准。我代表团的车辆一出门，即有警车尾随“保卫”。

　　在代表团全体人员赴第二十六届联大之前，一个以高梁同志为首的三人先遣组已提前三天抵达纽约，为代表团安排住宿、饮食、交通、联络等具体事宜。我们的下榻地点是麦迪逊马路第43和第44街之间的罗斯福旅馆，这是罗马尼亚代表团的朋友受我们的委托为我们预订的旅馆。每年秋季联大开会期间，各成员国代表团云集纽约，离联合国大厦较近的旅馆十分抢手，罗马尼亚朋友在接到我们的电报之后，一两天内便给我们订好了这家旅馆，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