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一些事倒是无法用成熟的理论来解释的。例如，民主和效率的关系，思想界已论述得淋漓尽致了。不外是：既要发展民主，又要追求效率，二者不可偏废，特别是不要以牺牲民主为代价来追求效率。然而，近代以来，有大量通过不甚民主的手段却实现了合理目标的事例。对这些民主的例外，批评、否定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但现实生活却一遍又一遍地重演。因此，我们在研究事物的必然性时，也不能忽略事物的偶然性，关注民主的普适价值时，也莫忘民主的例外。只有这样，才能尽显大千世界五彩缤纷的本来面目。

　　说到民主的例外，德国19世纪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可谓典型一个。列宁说过：“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的进步事业。”（《列宁全集》第21卷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具体地说，俾斯麦是以违宪的方式和解散议会、践踏民主的方式，完成了近代德国的民族统一大业的。

　　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不同，欧洲是在封建制度解体之后的近代才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英国形成于17至18世纪，法国紧随其后，较晚的是德国。19世纪初期的德国有34个主权邦国和四个自由城市。他们在统一问题上各自心怀鬼胎，难有成效。而法国、俄国、英国等强国则打心眼里不喜欢德国统一，自古以来都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呀！

　　相对而言，德国诸邦中最有能力统一德国的是普鲁士。但谁来领导普鲁士来进行这场伟大事业呢？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资产阶级较之容克贵族更具革命性和先进性，理应由它担当此任。然而现实的它却一方面惧怕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贵族打压自己，不愿依附于他们去统一德国；另一方面又不敢与工农结盟，发动革命，将容克从政权中赶出去。1861年威廉一世上台后，打算加强被王室掌控的正规军建设，资产阶级害怕容克借助常备军压制自己，于是便利用自己在议会中的多数优势，否决了威廉一世关于军队改革的全部预算。威廉一时不知所措，正是在这个关头，陆军大臣罗恩向国王推荐了俾斯麦。

　　俾斯麦出身于一个容克贵族家庭，他看透了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强大的恐惧，远甚于对国王和容克贵族的担忧，不管采用什么手段，只要统一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叽叽喳喳就会嘎然而止。因此，俾斯麦当上宰相的第一周，便在议会上慷慨激昂地说道：“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从此，俾斯麦以“铁血宰相”而闻名。

　　俾斯麦毕竟是学过法律的人，他在当时的宪法中找到了可钻的空子：怎样处理国王、议院的意见分歧，宪法没有作出详细规定。但国家机关不能因此而停止运转，所以国王应该有权填补这个宪法漏洞，保证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行。这就是俾斯麦的宪法漏洞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俾斯麦对众议院否决的军队改革的预算方案照行不误。

　　凭借工业革命所取得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经过改革而建立的强大武装，普鲁士1864年10月打败了丹麦，1866年7月战胜了奥地利。俾斯麦以这些骄人的战功向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证明：过去你们梦寐以求却又无力干成的事情，今天由我俾斯麦做到了。于是整整被资产阶级骂了四年的俾斯麦，一夜间成了他们狂热崇拜的偶像！众议院随即通过一项法案：不再追究俾斯麦政府在过去四年内未经众议院批准的一切经费开支的法律责任。1871年5月对法战争胜利后，俾斯麦在法国的凡尔赛宫举行了德意志帝国成立的盛大庆典，统一民族德国的任务，最终由俾斯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场让人哭笑不得的历史风云，揭示了一个历史性的难题：运用民主和抓住机遇的冲突。无数事实早已证明，民主是决策的最好手段。但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机会）成本。因为真理一开始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只有经过一个时期的说服引导、典型示范和利益博弈，才能为多数人认同和接受，形成一个正确的民主决定。而机遇却往往稍纵即逝，容不得你旷日持久地进行协商说服工作。俾斯麦十分清楚这一点，他说：“当民众真正理解应该干什么的时候，通常可以利用认识的时机已经过去。”并非历史上所有的个人专断都是由此产生的，但这种因民主的时间成本与抓住机遇的冲突而产生的专制性决策，却不绝于史。

　　学者永远追求最好的政治艺术，而操作者有时却难免只求次好的政治选择。让我们在永不放弃对民主的追求的同时，对过去的民主的例外给予历史主义的客观评价，并对今后如何抓住机遇设计一定的制度空间，努力地实现践行民主和抓住机遇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