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中日缔约谈判的艰巨和困难

　　就当时的国际关系而言，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日趋松动，而苏联的霸权主义扩张野心与势头有增无减，直接威胁我国安全。因此，在条约上明确写入反对霸权主义，消除对和平、安全的威胁，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国策。中日谈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既能推动两国维护和平和发展友好事业，也可以牵制苏联军事威胁与扩张势头，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日本方面虽然对缔约谈判作出了积极响应，但内心比较复杂。日本面临苏联的现实威胁，对苏也无好感，但不愿因两国缔约而得罪苏联。他们口口声声强调“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早在中日复交之时，田中即派大平外相前往苏联，解释日中建交不针对第三国。田中很希望利用中日复交的有利地位和技术优势打开日苏关系僵局，推动归还北方四岛，但为苏联所拒绝。

　　1974年12月，在中日缔约谈判拉开帷幕之际，田中因陷入权力与金钱政治交易的洛克希德受贿案而被追究审理，被迫辞职下台。继任的三木武夫首相虽然对中日缔约表现出热情，一上台就表示要促进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争取早日缔约，日中一旦达成协议，将尽早请国会批准。但他对苏联的态度比田中更为慎重。由于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内亲台派以苏联反对为理由，竭力阻挠日中缔约，三木内阁表现犹豫。亲台派的头面人物滩尾弘吉就公开表示，日本卷入中苏对立将导致亚洲的不稳定和紧张，日本必须要对中苏都保持等距离，不介入美、中、苏的斗争。自民党内极右的青岚会组织更是兴风作浪，对日中缔约提出种种无理条件，如确保台湾地位，确认尖阁列岛（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在反霸问题上确认日本立场等，给缔约谈判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三木政府在党内外反对派干扰和苏联强大压力及其他复杂因素的影响下退缩不前。日本媒体也有不少避免刺激苏联不可自陷困境等慎重反对的论调，在日本国内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一切都预示着中日缔约谈判的艰巨和困难。

　　在东京举行预备性谈判的同时，根据中日双方的协议，双方在北京也进行了接触。中方以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为首，日方以驻华使馆参赞秋山光路为首，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内容和问题进行了三次磋商会谈，但是也未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谈判桌外，苏联对日本一直施加强大的压力，其牵制日中缔约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苏联政府公开发表正式评论，反对日中缔约，称“中国企图把霸权条款写进条约，这种反苏行为的目的是要把日本纳入其反对缓和的对外政策轨道”。苏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以及后来继任的波利扬斯基大使多次约见三木首相和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等负责人施加压力，递交苏官方的声明、备忘录等文件，还送交了勃列日涅夫主席的亲笔信。信中提出就苏日和约进行谈判，拿北方领土问题作诱饵，吊日本的胃口，愿意先缔结苏日睦邻合作条约等，以此来牵制日中缔约。其外长葛罗米柯更是在东京和纽约等地公开当面对日本进行威胁说，日方如屈服中国压力，苏将重新考虑两国关系，改变对日政策。在此情况下，日方更加犹豫，立场进一步后退。三木首相一方面通过驻华大使或派外务省特使来华一再向中国人表示他对缔约的热望，另一方面又抛开外务省直接出马，亲自发表首相见解，强调日方遵守世界普遍适用的反霸原则，其实他所说的反霸原则就是抽掉了反霸条款的实质和针对性，而使其泛泛而论空洞化。这就表明日方是空谈缔约热情，空举缔约旗帜，实际上碍于苏联压力而一步步后退。中方原则立场很坚定明确，那就是只能在联合声明基础上前进而不能后退，在对霸权条款的态度问题上，是否愿意全文写入条约，则是前进和后退的分水岭。

　　1975年10月3日，日本资深众议员小坂善太郎率团访华，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该团时对中日缔约谈判和中国的原则立场作出了很好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