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华

　　23.搁浅的中日缔约谈判重新出现了转机

　　邓小平说：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一定要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中日缔约谈判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方面坚持的原则立场。如果日方感到为难，晚一些时间也可以。反正联合声明还在嘛，与其不明不白地作这样那样的解释，还不如暂时不搞为好。不能从联合声明后退，我们认为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是后退。

　　邓小平精辟、干脆的概述，一针见血地说到了问题的点子上。日方之所以要对反对霸权主义条款作这样那样的解释，就是害怕得罪苏联，离开其全方位外交，因此不愿把已载入联合声明的反对霸权的条款列入友好条约。日方在国内外反对中日缔约势力的影响和阻挠下立场明显后退，而这也是中方无论如何无法妥协和接受的。就深层次来说，在极“左”思潮泛滥，“四人帮”当道的年月，中国外交政策也受到很大干扰，对外交涉谈判中的某些灵活处理和策略妥协，常常被说成是卖国投降。当时中国在霸权条款问题上，没有灵活的余地。

　　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没有了发言权，而“四人帮”则更甚嚣尘上。全国人民那时敢怒不敢言，都在等待着，期望着。日本当时对中国走向和政策趋势更是心中无数，认为必须静观其变化。在这种形势和背景情况下双方都不可能在外交上有大动作，所以缔约谈判要取得有所突破或重大进展也很难，甚至是没有可能的。

　　时光荏苒，转眼间两年过去。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的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形势变化的推动影响下，搁浅的中日缔约谈判重新出现了转机。

　　在我国，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一个阶段的拨乱反正，中央于1977年7月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全部原有职务，主持中央工作并分管外交，继续贯彻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外交方略。小平同志对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项符合我国战略全局利益的重要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作为外交部长，我全力投入了此项重要课题。

　　在日本，福田赳夫继三木下台后组阁，并逐渐对恢复谈判和缔约表现出更积极的姿态和信心。国际上，苏联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使日本逐步认清了苏联有扩张野心的真面目。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飞速扩军，国防预算在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美国。1979年苏联海军能力已与美国旗鼓相当，通过对马、津轻、宗谷三个海峡的苏联军舰平均每年达283次。苏联飞机在日本海上空巡航，接近日本领土的苏机一年也达280多架次。因此，日本对苏联的军事扩张和武力威胁忧心忡忡，再也不能继续执行这种与任何国家都友好的等距离外交政策。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朝野日益迫切感到应认真改变其政府的对外政策，全国要求日中缔约和以日美友好、日中合作来牵制苏联扩张的呼声不断高涨起来。

　　就在这个时期，美国逐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一因素对日本在缔约谈判中下决心也起了促进和推动作用。卡特总统在福田首相访美时，劝说日本积极行动并预见缔约成功，他当面询问福田首相关于谈判的进行情况，表示希望中日能早日达成协议，并告福田称，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对美国来说不是个问题。日本是始终以日美关系为其对外政策的基轴的，有了美国的支持，它不在乎苏联会说些什么。美国总统的表态促使福田首相作出了最后的决断。

　　在中日缔约过程中，那位原任福田内阁官房长官、后任外相的园田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位连续五届当选为众议员的资深政治家一直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在福田组阁后任官房长官要职。园田直一心要在日中关系史上留下美名，积极推动两国早日缔约。他顶住国内的反对势力，不怕右翼分子高音喇叭车的刺耳叫嚣、诬他为卖国贼的谩骂和要对他下毒手的威胁，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多次表示要豁出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为缔约而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