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邓小平副总理的这次谈话对条约谈判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园田直推荐曾经担任条约局长的佐藤正二出任第二任驻华大使，积极研究对华政策。他亲自给老朋友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写信，希望尽早访华，争取重开条约的谈判。他说：“霸权问题不应受第三国牵制，即使有障碍和压力，只要我当外相就不必担心。” 1978年1月他访问苏联时，没有屈服苏方压力，解释了日方应有立场，显示出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他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讲话针锋相对，他多次批评苏联，并说，虽然某国的雷声轰响，但日本外交不能受其他国家左右。

　　1978年5月，园田直外相会晤美国国务卿万斯时表示，希望利用日美首脑会谈打开日中缔约的僵局。他请万斯转告卡特总统，希望总统从中予以推动。

　　在福田首相尚有所犹豫时，园田直在外务省开了三次重要会议，确定了由外相访华以打开局面的方针，最后福田终于在内外支持者的敦促下作出了重开谈判、争取缔约的决断。福田在评论园田直时说，日中缔约非园田直莫属。只有他有这个魄力，也只有他能镇住反对派，使他们不敢作声。

　　福田上台后虽对缔约有热情，但多次向我方传话，要求重开谈判，但话中有话，强调“以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啦，“要缔结双方都满意，意见一致的条约”啦，等等，总是留点尾巴。这说明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尚需做些敦促工作。

　　1977年9月，我作为外长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福田内阁当时的外相鸠山威一郎会晤。我坦率地陈述了中国的立场，再次强调：中国一贯持积极态度，以联合声明为基础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方无任何困难，我们的态度也没有任何变化。条约未能早签，责任在日方，现在就要看福田首相的了。我还对他说：日方要缔结双方满意的条约，只要严格遵守联合声明原则，双方就应该满意。

　　时间的车轮飞转，很快就到了1978年，我们全面分析了内外形势，认为重开谈判的时机已日渐成熟，各方面的工作也逐步准备就绪，因此，开始敦促日方首脑作最后决断。

　　1978年3月初，福田首相委托访华的公明党书记长矢野绚也向中方传话：一、他抱着热情态度，要早日断然处理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二、希望中方理解，同任何国家都友好相处是日本外交的基本立场。如中方表示理解，即可进入条约谈判。政治上如有必要可派园田直外相访华。我方很快表明看法，请矢野转告福田：一、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联合声明基础上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发展两国关系，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二、中方认为中日建立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日双方都不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谁谋求霸权就反对谁。事实上霸权主义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日本；三、中日两国反对霸权并不意味着两国政府要采取联合行动，中日两国都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双方都不干涉对方内政；四、恢复谈判，中方无任何障碍，随时都可进行，我们希望福田首相早日作出决断。园田直外相如有意访华，中方表示欢迎。此后不久，即3月26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飞鸟田一雄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他说：去年我对河野洋平说过，太平洋应该成为真正的“太平”洋。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起来，亚洲人民要友好起来，但是最重要的是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起来。中日友好、早日缔约是大势所趋，是真正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日本绝大多数人民是明白的，绝大多数政治家是赞成的。现在的问题是要福田首相下决断。我们认为从联合声明基础上有所前进最好，至少不要后退。

　　邓小平副总理指出，缔约问题单从外交角度是不可能解决的，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解决，从中日两国人民长远利益考虑就很容易解决。如果日本同意签约，苏联也就无可奈何，它能用什么东西来报复呢？

　　邓小平副总理的这次谈话对条约谈判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