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发现，外公、母亲和我，三代人对个人档案的看法差异太大了。

　　外公在“文革”期间被批斗，那时，他的档案材料摞起来足有一尺厚。“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时，组织部和人事部的干部当着外公的面，将他档案中的“黑材料”付诸一炬，他的档案一下子变得只有一寸厚了。当时外公哭了。外公说，挨批斗是极大的耻辱，“记入档案”更事关自己今后的命运，且会连累子孙。所以去掉“黑材料”，感觉就像梁山好汉抹掉脸上的“金字”。

　　母亲曾因为单位不给档案，以至于拖延了3年才调回上海。说起为“调档案”而跑断腿的经历，母亲唏嘘不已。当时正值“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的转型期，个人档案的管理也有点乱。正是沾了“乱”的光，母亲才得以没有档案就应聘到一家大企业。直到两年以后，她的档案才从区组织部发往她所在的企业。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家公司急需母亲这样的人才，“串通”人事部门搞了个“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母亲也就装聋作哑，没有追究自己档案的下落。

　　轮到我大学毕业应聘，却发现我的档案找不到了！我急，学校的有关部门没法向我交代，也急。经追查，才从另一所大学里找到了我的个人档案。原来，此前我曾要求转学到另一所大学，后来转学不成，我的档案却转过去了，直到毕业要用时，才发现丢失了，可见学生档案管理也有混乱的。还好，总算找到了，没耽误我应聘。我趁机仔细阅读了自己档案，干净得很，特别是受奖记录，让我看得沾沾自喜。反正我的“脸”还是很漂亮的。   钟沿 (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