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父亲李国机离开我们已整整3年。每每回沪，睹物思人，常作室迩人遐之慨，情牵梦萦的眷眷思念中，父亲的音容笑貌仍鲜活如昔。那俯仰之间的雪泥鸿爪、谆谆教诲不绝如缕地充漾心头，历久弥新。

　　1979年新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之甫，我和父亲几乎同时走上了律师岗位，这在当时恐怕鲜有偶者。当然，父亲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积极参与了恢复律师制度的工作；而我当时刚刚取得律师资格，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记得我在安徽做律师时，远在上海的父亲既要办案，又要主持恢复律师队伍的工作，还在各大高校作兼职教授讲课，工作的繁忙可想而知。但在百忙之中，他却不忘时时通电话，与我探讨并指点我所办的案件。当时《刑法》刚刚实施，为了准确定性量刑，他让我详细复述案件的每一个证据，当遇到关键证据模糊不清时，父亲总是叮嘱我一定要亲往案发地点调查取证，并告诫我：“当好一名律师不是靠诡辩，而是拿证据说话，让所有人心服口服。”

　　1988年，我有幸与父亲同时担任上菱冰箱厂受贿一案的辩护人。在出庭时，我作为第一辩护人，凭着初生牛犊的傲气，又是作“无罪辩护”，在法庭上与公诉人言辞激烈、不遗余力地唇枪舌剑，几陷对方于窘境。而当父亲发表辩护词时，竟首先代我致歉。当时我大为不解，事后父亲对我说：“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况都是为了司法公正，律师不能一味逞口舌之快……此番教训让我一生铭记。

　　1989年我被调往深圳。有一年父亲为代理一桩经济案件来深，对方代理人是我所一名小律师，当我询问得知父亲所收费用仅为那名律师的十分之一时，便取笑父亲堂堂大律师廉价出庭，当即被他严厉批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让当事人心悦诚服地付每一个钱，律师毕竟不是商人。”这是父亲抱守的信条，也是他几十年律师生涯中严格恪守的行为准则。父亲在办案中经常为弱势群体义务提供法律帮助、减免诉讼费用，在群众中赢得广泛赞誉。

　　岁月如白驹过隙，我渐渐脱离父亲的帮持，早已独当一面。数载含辛茹苦，我也已小有成绩。如今，我虽然再也无法当面聆听父亲的教诲，但每当我回上海，总要抽空到父亲的书房静默地待上片刻，抚一抚那张斑斑驳驳的书桌，翻一翻父亲最爱阅读的小说，在书橱前凝神驻足……父亲的许多教诲，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