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兆奇

　　日前接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来电，说起电影《南京》，称赞有加，以为在同类题材影片中，此片成绩相当突出。正好前些日子一位关注南京大屠杀的朋友，谈起同样是美国人拍的《南京梦魇》，说错处甚多，并附带提到网上赞否两方剑拔弩张的争论。肯定方认为此片“立场”正确，有此大节，余者可以不论；否定方认为如果史实不确，只会贻人——比如日本右翼——口实。两片如何，因未寓目，不能置一言。但由此想到，对待和我们的情感、价值、“信仰”不能割断的特别史事时“正确”和“真实”孰重的话题虽是老生常谈，却仍可以一议。 

　　参与东京审判的倪征晚年著有《淡泊从容莅海牙》，其中说到因对证据要求严格而使中国检察方一度难以适从时举过这样一例：“当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法庭作证时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台。”秦德纯在谴责日军时的一腔热血是可以想见的，但正如倪征所说“空言无据”，即使不说有害无益，至少可说于事无补。如果说秦氏出庭时当乱世，证据难征事有其不得已，今天单凭“义愤填膺”恐怕只能偾事。

　　多年来我在细读日本右翼（姑指一切否定日军暴行者，日本并不这样泛用）的相关论著时有一个突出体会，即，我们的大量批判之所以未能收澄清之效，未能“唤醒”日本民众的多数，当然有传布面有限等众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批判多从“观念”出发，对证据重视不够。不是不讲证据，而是对证据本身，比如有些文献的确切含义，能证明什么？能证明到什么程度？通篇的意义如何？摘出的某段与全篇精神是否吻合？材料本身是否可靠？特别是有些口传记录的真实性，比如访谈的环境是否有持疑的可能？采访者对被访者是否有导向或暗示？被访者所谈是否合于实际？如以历史学的尺度来衡量，不能说都已得到了严格的检查。所以即使你的批判道义感昂扬，局外人（比如有些西方学者）仍不免认为两造所言可以见仁见智。

　　日本右翼近年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大做文章，前年出版的一本一再重印的专书《检证南京事件“证据照片”》更号称今传143张相关照片无一为真。此书出版后，曾在某次会议上听人驳斥，给人的感觉是其理甚正，其心可嘉。不过从另一角度说，此案用“说理”侦办，终是针锋不接，难奏“驳倒”之功。近日收到日本一中学教师渡边久志写的长文《照相机目击的日中战争》（连载于《中归连》季刊）。该文对《检证》逐一“检证”，检证的办法十分朴素，就是追寻母本的史源，参以相关文字影像资料，以求复原其本来面目。谨举一例。《检证》称某照为伪，理由是照片中日军军装没有肩章，因此断言为中国“伪造”。渡边搜寻事发时照片，发现大阪每日新闻社1937年10月21日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中“举杯祝贺占领无线电台的田中部队长”为题的一张同样没有肩章。有此一照，《检证》所说已可不攻自破。但渡边并未止步于此。他又在文献中查到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曾在同年8月29日下达通知，通知明言：各部队为了“防谍”可以摘除肩章。有了梅津此件，此案定谳再无疑义。渡辺文既无高亢的声势，也无花哨的说辞，但一气读完后不由感到的就是踏实的力量。正如俗语所说“事实胜于雄辩”，我觉得对日本右翼挑战的最有力的回应，就是用可靠的证据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