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篇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学者们指出，前两句也是孔子说的，“子曰”应移到最前面。季氏，鲁国“三桓”（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及其后代）之一，此处指当时实际掌权的季康子。周公，非西周开国元勋周公旦，而是世袭他爵位的子孙，即春秋时的周公。求，冉求，字子有，是与子路并列孔门“政事”科（先进篇）的大弟子，善理财，当时在季康子家任总管。从先进篇冉有说“使足民”来看，冉有本来具备一定的富民思想。

　　此章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孔子说：“季康子比王朝的周公还富有，而冉求还替他搜刮、聚积，进一步增加他的财富。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好了。”

　　“非吾徒也”比“朽木不可雕也”（公冶长篇）要严重得多。宰我白天睡觉，受到孔子责骂，还只是“内部矛盾”；而冉有的所为，在孔子看来已属大是大非问题，所以孔子才把他逐出门墙。不过，愚以为孔子终究有点儿指桑骂槐的意思，他内心的愤怒其实更多是针对季康子的。

　　要想全面、正确理解此章，需要知道当时的背景。春秋时期，鲁国的税赋制度改革最早。前五九四年，鲁宣公实行“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也就是开始按田亩征税。过去只是征收公田十分之一的税，不征私田，现在公田、私田一律征税。过了四年，鲁成公又“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也就是开始按“丘”（《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征收军赋，即车马兵甲等军需费用。前五三七年，“三桓”把三军改为二军，“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也就是说，“三桓”控制着政权和全部军权、财权，朝廷只是靠进贡来维持，而季氏一家占有全国一半的军力、财力。鲁哀公时，“初税亩”已实行百年，税赋越来越重，已按十分之二征收，但鲁哀公还说“二，吾犹不足”（颜渊篇）。人们只能认为，税收都掌握在“三桓”手中，进贡给公室的很有限。当然，税制实际上并不完善，也不彻底，大量新增的私田都能逃税。执政的季康子想进一步改革税赋制度，以取得更大的家族利益。

　　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前四八四年冬天，六十八岁的孔子周游列国后刚返鲁不久，季康子派冉有去向孔子征询对税赋制度改革的意见，孔子回答：“我不懂这个。”冉有问了三次，最后说：“您是国家元老，等着您拿主意办事，您为什么不肯说呢？”孔子还是不答，后来私下对冉有说：“君子办事，要用礼来衡量。给予下面要力求丰厚，一般的事要做得适中，税赋要尽量微薄。如果这样，那么按‘丘’征税也就够了。如果不以礼来衡量，而贪婪无厌，那么即使按田亩来征收税赋，还会不够的。季康子想要办事合乎法度，那么有现成的周公典章；如果想随意行事，又何必来问我呢？”季康子不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孔子“非吾徒也”的话，就是在颁布“用田赋”之后说的。

　　孔子主张少征、薄赋、富民，季康子想要广征、重税、为己，结果自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篇）。冉有不仅没有劝阻季康子，或辞官而去，而且为虎作伥，孔子开除他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