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采访过的女性人物中，周小燕先生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也最令我感佩难忘。我在为周先生写的报告文学《蚌壳里飞出的夜莺》的开头写道：“面对这样一位老人，我时时慨叹自己笔力的不济。依我这支孱弱之笔，又怎能描尽她人生的全部，哪怕是点滴的精髓！”这是我真实心情的写照。

　　强烈感染我的，不单是她在耄耋之年依然神采焕发的容貌，令年轻人自叹弗如的体力和精神状态，面对她，我依然能清晰地读到她内心时时刻刻燃烧的希望之火。这蓬火，燃烧在她生命的各个时期，哪怕在人生的最低谷都不曾熄灭过。

　　“文革”期间，周先生饱受摧残，几乎连性命都被夺了去。我问她，在那个时期有否对人生丧失希望？周先生答：“没有，因为我是乐观的。我始终不相信‘四人帮’会横行下去。开大会，把我关进牛棚。因为有很多人和我一起被关进去，我不觉得紧张，如果我一个人，我会紧张。我就觉得他们在胡闹。我爱祖国，也爱党，却被看作敌人。我怀疑他们不对，虽然我说不出道理来，但直觉他们这么做不对。我从来没有绝望过，有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总是看到黑暗中的一线亮光。”

　　丈夫张骏祥先生去世后，周先生的一双儿女都不在国内。问她是否感到孤独，周先生沉吟片刻说：“当然想他们。不过，他们不是我的财产。他们长大了，有自己的生活，我不愿去干涉和影响他们。想他们时，我就把感情寄托在学生身上。从某个角度说，我和学生的感情甚至比对儿女更亲。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去美国探亲，他们上班去，我不会给他们烧饭、打扫、看孩子，跑去是他们的负担。他们还要给我留个条子，早饭预备好了，中饭在冰箱里，在哪里放着。”说着，周先生自嘲地笑了。

　　说到学生，周先生总是乐呵呵的。“我对未来始终有希望。我在教学时也一样，学生现在不行，但我相信他会好的，只要他的‘种’好。” 她打造璞玉，看着学生从懵懂到闪光，是非常愉快的体验，也是希望逐渐点燃的过程。

　　对周先生的采访十分艰难，因为她实在太忙。时常要坐在一边，等她给学生上完课，才能说上话。但这样的采访又十分酣畅，面对她，犹如面对一部历史，面对一本大书。写作《蚌壳里飞出的夜莺》，比我以往的任何一次创作都要审慎和艰难，因为我小心翼翼，生怕怠慢了这位我从内心里崇敬的老人。在采访写作中，我得到了音乐界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尤其要提一下的，是周小燕先生为我提供的《中国之莺》一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对此书的作者朱永珍女士，我要特别致谢。文章在新民晚报连载后，很多读者被周先生的事迹感动，并希望我转达对周先生的敬意。我和所有的读者一样，感谢周先生为我们带来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