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新民晚报体育部还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新进来的大学生，都从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开始写起。但我是一个例外。因为我的起点是女足。

　　1996年夏，我进新民晚报体育部实习没几周，报社派我出差到郑州，采访女足全国锦标赛。那时候，亚特兰大奥运会刚刚结束，中国女足破天荒地拿了亚军。国人对女足的关注程度，刚从“不太关心”到“另眼相看”。再加上新民晚报对女足的报道，一直是倾斜的，领先的，所以，即使国脚们不参加那次全国锦标赛，也派人采访。

　　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是随上海女足坐的火车。临行前，当时体育部领导秦天和我打招呼：“委屈你坐火车去。但吃点苦，有好处的。”据说，那个时候，记者去江浙以外的地方采访，都是坐飞机的。但我还是很开心。

　　当时上海队的主教练是马良行。他照顾我睡下铺。我的上面是高宏霞，高宏霞的上面是潘丽娜。记得潘丽娜特别活跃，爬上爬下，结果坐了大半天火车，她的腿撞了两次铁架子，留下两个大乌青。当时，她二十岁不到，是队中的小队员。

　　郑州住的是招待所，就在体育场旁边。印象最深的是房间里的空调，响得晚上睡不着觉。但队员们已经满足，因为“已经有空调”。此外，伙食不佳，比赛场地坑坑洼洼。这些，都被我写进了文章。

　　那次采访，我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一篇叫《电话妈妈》。写的是刚生完孩子的老队员孙琦敏重返赛场的故事。因为每天只能通过电话听儿子的声音，所以我叫她“电话妈妈”。孙琦敏后来一直踢到2005年全运会结束，才以37岁的高龄退役，让人敬佩不已。她恐怕是中国女足史上年纪最大的球员。那次与女足同甘共苦，使我与女足队员们拉近了距离，为之后的采访打下了基础，也应了秦天那句“吃点苦，有好处的”。

　　毕业后，女足成了我的条线之一。我跟着女足，天南海北地跑。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名字，与女足连在一起。1999年，女足世界杯在美国进行。那是中国女足最辉煌的一次。可惜那时我刚进报社，资历还不够，没能亲临现场。

　　之后，我虽然有机会去了悉尼奥运会、2003年美国世界杯与2004年雅典奥运会，但中国女足的成绩却一次不如一次。一直想写的那篇《绽放在世界之巅的铿锵玫瑰》，也永远只能算作腹稿，藏在内心最深处。而一篇篇失利后的无言以对，却作为历史见证，登在了新民晚报的体育版上。

　　后来我离开了体育部，我还是对女足有感情的，因为我们曾经一起成长。今年世界杯与明年奥运会都在中国进行，希望中国女足在洋教头的带领下，拿一个世界冠军，圆许多人的梦。到那时，我的那篇腹稿，也能白底黑字地见之于世了。（本文作者为本报记者）

　　明请读一篇《最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