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评论黎焕颐的诗，只会提及他的数篇诗作。因为，黎老青年时代即以诗驰名文坛，一生创作了二十几部诗歌散文集，又曾经是第三届“中国鲁迅文学奖”诗歌组终评委员，诗界对黎诗自有公论，无须我多置拙喙；也因为，黎老已经远去，在这篇纪念文字里，我更想说点诗外话。

　　8月31日晚，莫贵阳、顾雄和我去黎府陪黎老家人守灵。莫告诉我，昨天下午3时，黎老看到了上海书店出版社送来的《诗欢文爱》样书，过了12个小时就溘然长逝，好像他就在等着这本书呀。在送书稿之前，焕颐想听听我对书名的意见，我说好啊，“诗欢文爱”不就是你吗？表尽了你与诗文的不解之缘。想不到，这本黎老自选的散文、诗论集，竟成了他的绝版。起病之前，“青海湖国际诗会”的邀请函已经寄达，他想家，想出院如期赴约。谁会料到，医院竟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驿站。此悲何堪！

　　往事历历。这些年，每年我回乡的除夕夜，黎老总不忘来电向我父母拜年；今夏，暴热欲雨的一天，他不预先招呼就来报社，结果未遇，他留下纸条：“特来看你，你不在。酷暑难熬，你说给老家父母装个吊扇，未知做实否？”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我特别认可福建朋友，郭风、刘学洙、潘耀明，还有好几个。这些福建朋友待人真诚，都很有建树，且讲究孝悌。”其实，他的坦荡做人、不苟为文等风范一直影响着我，是他的真诚一次次地感动了我。

　　从1982年至2006年，年事渐高的焕颐不顾千里劳顿，或单身，或携妻带女，14次回家乡。摸摸山，看看水，给父老乡亲提个醒，出个主意，希望家乡一年胜似一年。有一回我也去了，家乡的儿童给他戴上红领巾，他笑得灿若山上盛放的杜鹃。黎老以自己是贵州养育之躯为自豪：贵州人“坚韧不拔，像山一样有骨，从来没有向封建恶势力，向外来强权低声下气……我的席面，有茅台酒，有董酒，这样的流芳四溢……这就是贵州的人品酒品，固有的天生气质。”他不许人玷污贵州，对“黔驴技穷”之说忿忿不平，说那是柳某横加的，当时黔境本无驴，是后来才“引进”的。老黎啊，你对家乡真是爱得深，痴得可以！

　　黎老出生于贵州遵义沙滩一个书香门第。曾祖父黎庶昌出任过清朝中国驻日公使，“骨气爱国”，是有名的“沙滩文化”的杰出代表。家规极严。焕颐7岁学诗，12岁就读完了除礼记之外的四书五经，长辈的要求是能背、能讲解。传统文化的熏陶，铸造了他的文心灵性，注定了他勇于担当道义的品格。

　　18岁就投身革命的焕颐,做过部队文化教员，参加过西北地区“土改”。全国解放后，遂其愿到上海少儿出版社当编 辑。1957年被定为 “右派”，斯后 22年在大西北劳改地度过。1979年平反后返回上海，先安排在原单位，后赶上了文学报创刊，经爱才贤士举荐调到文学报。从此，他竭智敬业,并重焕青春于文坛。

　　我早在中学里就读过他的长诗《黄河吟》。而与他真正意义上的结识，则是在他退休之后，我请他赐稿，一来二往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2001年我利用国庆假日写一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肝胆照人间》，当时的文新报业集团社长赵凯正好来办公室看我，居然脱口而出背诵了黎老写的《黑雪》一诗。我不由一愣，佩服赵君的素养和记性。

　　接触中我发现，黎老非常善良，重情谊，只是脾气 躁了点（许是磨难磨下的印记）；他热爱祖国，特别关注民生，了解国内发生的所有大事，直抒己见，爱憎分明。国事，无疑就是他的家事。提起他退休的“插曲”，也让人仰视。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早年的“材料”不全，好心人告诉他，只要把参加革命的时间挪前几天，你便可享受离休待遇，找两个“证明人”就可以。老黎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认真说道：“不行不行，我从来不做这等事！只能按照国家的规定办。”真可谓“闻其声洞其怀”啊。

　　50 岁当新郎，睡的是办公室地铺；女儿到了上学年龄，出版局挤出斗室一间，兼作餐厅、会客间、卧室和书房，每晚，写字台便成了他与女儿的“必争之地”。他感到愧对女儿和妻子，无奈，才决定向时任市长江泽民同志如实陈情。江泽民同志用毛笔亲自回了信……住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之后，焕颐将喜悦和激动落实在行动上，废寝忘食写出了大量的作品。有人以诗的语言赞叹：“你给他一间房子，他就能创造出一个世界。”这就是黎焕颐，这就是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生活中就是这样：“好时才有春风，好林百鸟争鸣”。

　　咦，这诗呀，有声有色地属于激情青春，也属于“诗欢文爱”、无怨无悔的不老诗心……

　　哀乐低回，遗像高挂。在诗人邵燕祥为追悼会写的挽联“诗文道义风范足千秋，诤言谠论直声传宙内”跟前，我向黎老深深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