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有时就是“卖相”，卖相就要有一定的演技。肯尼迪在这方面未必天赋甚高，但怎敌他刻苦演练，“久病成医”，最后倒有不俗的亮相。

　　肯尼迪竭力摆脱富家公子的形象，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诚恳勤奋的打工仔。在众议员竞选中，每天早上7点，他都要和助手们赶到工厂和码头的大门口，在那里站上一个多小时，向前来上班的每一位工人脱帽行礼：“肯尼迪向您问好，请投肯尼迪一票吧！”匆匆吃过早饭后，肯尼迪便开始走街串巷，轻轻敲开每一户家门，与主人亲切握手：“您好，我是杰克·肯尼迪，很愿意为您服务。”午饭时，他与华人一起吃中餐，与意大利人一起吃通心粉。下午，他走进沙龙、理发店、台球厅和餐馆，与那里的邮递员、司机、女招待、理发师、装卸工等各色人物亲切交谈。晚上，在众多女性簇拥的茶会上，他要连续3小时展现殷勤忠诚的笑容。

　　竞选众议员时，他是7点钟动身，而在参议员的竞选中，则改为每天早晨6点。肯尼迪的背伤和痉挛几乎一刻不停，但他在众人面前一点也不能显露出来，当一切活动结束时，再也忍不住的疼痛常常使他呻吟不止。

　　到总统竞选时，他不再是6点钟，而是天不亮就急匆匆赶到工厂，去迎接那些冒着寒冷前来上班的工人们。一位同肯尼迪握手的老妇人充满怜爱地说：“你太早了，我的孩子，现在还太早，还太早呀！”肯尼迪则彬彬有礼地答道：“不，夫人，是时候了。我的时间就是现在。”

　　肯尼迪的演讲最初语速很快，声音尖细。多亏了老约瑟夫，他鼓励儿子首先要有信心，然后帮他分析每一次演讲的优点和缺点，请人向他传授演讲技巧。肯尼迪的演讲水平慢慢提高了。

　　针对别人对他的天主教徒身份的攻击，他在演讲中说：“我一生下来就是个天主教徒，这难道就意味着我不能成为美国总统？我参加海军的时候，没有人对我的宗教信仰产生疑问。我负伤在退伍军人医院住院时，没有人对我的宗教信仰产生疑问。当我哥哥驾驶轰炸机前往德国执行他的最后一次任务时，也从来没有人对他的宗教信仰产生疑问。我可以在国会任职，我的哥哥可以为国殉身，可是我们不可以成为总统吗？”他情理并茂的演讲，使他的宗教信仰不再成为问题。

　　针对杜鲁门指责他年轻，缺乏经验，肯尼迪在电视访谈中公开答复道：“按照杜鲁门先生检验成熟的标准，所有年龄在44岁以下的人都应该排除在受人信赖和领导岗位之外，那就是说应该阻止杰斐逊撰写独立宣言、阻止华盛顿指挥大陆军、阻止麦迪逊首创宪法，而哥伦布也不应该发现美洲，因为他们当时都不到44岁。”他的这番演讲机智地把对自己的不利因素变成一个有利因素。

　　肯尼迪的演讲水平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祖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要问你们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全世界的同胞们，不要问美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要问我们大家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肯尼迪的经历不算丰富，比较耀眼的就是他在“二战”期间加入了海军，担任了109号鱼雷艇的艇长，在一次遭遇日本军舰的撞击中，鱼雷艇沉没，肯尼迪则奋不顾身救起受伤的战友，游到一个荒岛上，度过了艰难的六天六夜。利用这段经历，肯尼迪成立了“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分会”，并亲自担任会长。他的父亲又用金钱使他当选为全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年会的主席，赢得了不少退伍老兵的选票。

　　肯尼迪竞选中的政治主张与他的对手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改革、创新和责任。他说：“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接受这些挑战——未知的科学与空间领域，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无解决方案的贫困与过剩的课题？整个世界都在观望着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不直面挑战。”他的这种锐意开拓进取的主张，使报纸舆论纷纷称赞他树立了美国新一代“代言人”的形象。

　　在金钱、女性、演技、经历、主张等肯尼迪胜选的五个选项中，前三项属于非理性因素，后两项则属于理性因素。从理论上来说，选举的标准主要是能力、业绩和主张，经历能够反映一个人的能力和业绩，主张能够表达一个人对现实和未来的看法。这些才是政治选举的本质要求。而金钱、女性、演技本来只应该是政治选举的点缀品，但面对充满七情六欲的鲜活众生，点缀品往往变成必备品，次品倒置为正品。有多少人是凭着理性去投票，又有多少人是由着非理性去投票，亘古及今，谁能数清楚？选举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交织的一种过程、一个结果。

　　正是因为选举是理性与非理性并存，各国才把有些官职交给选举，而有些委任产生；正是人类要承担选举非理性的必要代价，丘吉尔才会无奈地说，民主不是个好东西，但我也没有找到比它更好的东西。